2020景德镇学院专升本考试大纲-宋朝的经济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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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景德镇学院专升本考试大纲，宋朝的经济如何？

宋朝“积弱”说再认识

2014年04月30日 来源：《文史哲》2013年6期 作者：李华瑞

内容提要：宋朝“积弱”之说本自宋人，也是元明清乃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前较为一致的看法，并非因20世纪初**受**国家欺凌才被特别提出。宋朝“积弱”也不意味着宋人不能打仗，实际上从战争的防御战角度来说，宋人反击辽西夏金元的“侵略”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为什么宋以后历代都说宋“积弱”呢？究其原因有三点：一是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时间内灭亡。二是在所谓“和平”对峙年代与辽、西夏、金和蒙元的交往中(特别是南宋)又常常扮演乞求、赔款、苟且、退让等屈辱的角色。三是虽然宋打防御战颇有战斗力，但是宋的防御战都是对侵略者深入国境之内的顽强抵抗，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并不能阻击侵略者于国境防线之外。一个常在国境纵深地区进行顽强抵抗侵略的国家，不论抵抗有多么的卓越，也不能不是“积弱”的反映。宋朝“积弱”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军事能力的强大与否，而是统治者主观运用客观实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一种反映。

关 键 词：宋朝 积弱 源流 防御 攻防战

作者简介：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积贫积弱”是20世纪初以来对宋朝历史的一个基本评价，近一二十年来学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亦有所回应①。对于积贫，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由国家政策和政治体制导致的积贫问题与衡量经济文化发展简单的等同起来”。也就是说，“积贫”实质上是财政入不敷出的表现，虽然宋人未有直言“积贫”，但是宋人所言的“财匮”、“财困”与“积贫”可以看作是同义词。对此学界已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②，无需多言，下面仅就“积弱”问题再谈几点看法。

一、宋代“积弱”说的源流

有学者认为“积贫积弱”成说的出现，与晚清以来**备受**欺凌之时代背景有关③。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积弱”一说本自宋人，宋人所言的“积弱”又往往包涵着现今指称“积贫积弱”的意义(详见后论)，而且“积弱”也是元明清历代对宋朝的基本看法。

宋人的说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始于南宋人对北宋历史的反思。吕中说：“元昊所以敢于凭陵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积弱之故。”④方凤说：“国家惩鉴五季，一意儒臣，尾大之弊虽除，然酿成积弱。”⑤

林亦有相似说法：“国朝立国之势，自建隆立极以来，臣民习于宽厚，风俗狃于治安。天下之势，近于委靡而不振；朝廷之制，几于废弛而不举。兵骄士弛，吏玩财困，积弱之弊，识者痛之”⑥，“嘉祐以来失因循，嘉祐、治平以来积宽之弊，转为舒缓积弱之弊，流为安靡。天下之务，几于柔软而不振；朝廷之制，几于废弛而不举。皆因循之过也”⑦。

二是南宋人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认知。王炎在与洪适的信中论及南宋的国势说：“炎以为天下之事，强则易振，弱则难立，积弱则难立也滋甚，何者？势不便而气先索也。”⑧魏了翁说，南宋以来由于权臣以和戎之名“**持国柄，士大夫靡然从之，堕**崇雠，损威纳侮，卒之国势积弱，士气剥丧”⑨。真德秀在宋理宗初期上奏疏强武备时说：“圣明在上，躬履节俭，无横恩，无滥予，独不可举之以修武备乎？况以国势积弱之余，不若是，无以奋张而兴起之。”⑩

另外，宋人虽然并不一定使用“积弱”一词，但在与辽夏金(蒙)元相比较中体认宋朝处于弱势。宋仁宗时期，韩琦慨叹宋军“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11)。富弼在向宋仁宗《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比较了辽与宋的国势后痛心地说：“北敌之强既如此，**之弱又如此。”(12)宋神宗时期欲变法有为，王安石虽然一再用“四夷皆衰弱”(13)来安慰宋神宗，但他也体认到：“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14)北宋末期金灭辽、进攻宋之后，大多数士大夫都切身感到宋的兵弱，有的大臣对金军产生了极大的畏惧，《靖康前录》载“李邺归自贼垒，盛谈贼强我弱，以济和议，谓贼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如累卵，时人号为‘六如给事’”(15)。宋钦宗“遣宇文虚中往敌营报书”则直陈：“彼此强弱之势，则本朝兵力寡薄，难以迎敌。”(16)建炎三年(1129)，大臣慨叹：“今夷虏日以盛强，**渐致衰弱。”(17)南宋中后期宋的弱势，更是士大夫们的共识，黄震参加修撰宋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时，指出当时的四大弊政“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18)。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南伐”，召见宋降将杜瑛“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19)文天祥《御试策》中分析南宋国势时指出：“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兴，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20)

至于金元明清人对宋的看法，金朝在与宋共谋海上之盟的过程中，已深知宋朝“兵弱”(21)，金哀宗在其临灭亡之时还轻蔑地说：“北兵(指蒙古)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22)

元朝刘岳申说：“宋视汉唐，内无女色、阉寺之祸，外无强藩、外戚之变，经学不为无功，而国势不免积弱。”(23)元朝史臣《进宋史表》云：“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24)对此评价，明人陆深以为：“宋之国是，实符斯言。”(25)

明朝人唐顺之在《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中云：“神宗为九军似矣，……可知**纵开阖，进退出入，决善政也，积弱累败，至于丧亡，宜哉。”(26)明万历年间魏学曾在接受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时向执政上书说：“虏自欵贡来，疆吏相袭苟安，惧开边衅，而武备日不竞，此宋人积弱之渐也。”(27)

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宋的军政时说：“岐沟一蹶，终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与否，藉其教之，亦士戏于伍，将戏于幕，主戏于国，相率以嬉而已。呜呼！斯其所以为弱宋也欤！”“若夫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28)

清朝乾隆时期君臣对宋朝的积弱有较多评议。编纂《续文献通考》的大臣云：“马端临作刑考，其序略曰：‘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则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盖见宋承积弱之余，法不振而人多玩，故为此论也。”(29)其后四库馆臣在为宋人数部著作的提要中使用积弱来形容宋的国势，如王安石《周官新义》提要云：“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30)《何博士〈备论〉》提要云：“夫宋之衅，由于用兵，而致衅之由，则起于狃习晏安，废弛武备，驱不可用之兵而战之，故一试而败，再试而亡。南渡以后，卒积弱以至不振。”(31)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提要云：“珂处南渡积弱之余，又当家难流离之后。”(32)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言及宋的积弱。他对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出使契丹议岁币**有如下一段评议：

富弼至契丹议增币，拒称“献纳”二字，契丹遣使与弼偕来，帝用晏殊议，以纳字许之，目贡献义同，纳亦贡献之谓。富弼争执再三，稍有丈夫气，而其时宰相畏懦，务为苟安，仁宗又急图了事，遂至名实俱亏。积弱之势既成，益见其恹恹不振，诚可笑耳。(33)又在《南城》一诗中评议宋金海上之盟道：

道旁古南城，城废存土阜。云米(宋)拒契丹，筑此夹河守。和金计灭辽，唇齿患互受，外夷尚知此(谓高丽对宋使言)，小利目前取。讵惟失河北，汴亦不能有。国势成积弱，况复政多咎。方士及权奸，岂堪偻指数(叶)。虚内乃贪外，屋丰家蔀。五国固其宜，炯戒传不朽。(34)

近代以来，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35)。漆侠先生对积弱是这样界定的：“这就是封建统治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对外日益无力抗拒辽夏的侵扰，从这两者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之，积贫、积弱不仅是封建国家的外部标记，而且透过积贫、积弱的现象，还可以看到整个政治经济当中的复杂关系。”(36)1963年翦伯赞主编《**史纲要》第三册(邓广铭先生执笔)存叙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内容时亦云：“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港台学者对此也有所论列，如1989年林瑞翰在《宋代政治史》的结论中说：“世或以宋代先则见欺于辽，继则见欺于金，终为蒙古所灭，而谓宋代兵力之积弱不振，盖肇自集权政策之弊。”(37)

当然，对于宋朝的整体估价，从北宋中期以降也多有赞誉，程颢所言“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38)，就比较有代表性。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盛赞两宋文治超过汉唐：“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吏以仁为治，而苍鹰乳虎之暴，无所施于郡国；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结驷之侠，无所容于闾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独其弱势宜矫，而烦议当黜，事权恶其过夺，而文法恶其太拘。”(39)则是旧史家较为客观的评价。20世纪初以来，学界颇推重宋代研究，“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40)。而口美学者从宋代为**近世开始的角度，对宋代经济文化给以高度评价(41)。

但是正如前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讨论宋代积弱，是从北宋中期至清历代对宋的评价，并不完全与晚清以来**备受**欺凌之时代背景有关。也就是说，宋朝积弱和宋朝经济文化发达是评价宋朝历史地位的两个方面，笔者曾说过：“不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宋代的历史地位，都不应以一个方面掩盖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既不能以‘积贫积弱’来概括宋代的全部历史特征，也不能仅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取得巨大进步而忽略宋代历史存在的‘民穷’‘财匮’和积弱不振的基本事实，偏废任何一面都不是对历史的客观评价，更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42)

二、宋与辽、西夏、金、蒙元的攻防战

根据上述，对于宋朝的积弱，一般有两种认知：一种是指宋朝在军事能力上的积弱，一种则是指宋朝国势的积弱。目前讨论宋朝积弱问题，对这两种看法都有学者提出质疑，特别是对于宋朝国势积弱的说法。道理很简单，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非辽西夏金蒙元所能比拟。至于对宋朝军事能力的积弱，过去人们往往叹惋其不武，而近年有学者以为就国防而言，宋代不见得“积弱”，但似未有专题的讨论。

其实宋人不是不能打仗，过去论者在论及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时，往往多注意双方的进攻战，而对双方的防御战，特别是在辽金蒙古深入南北宋境内后宋军反击侵略的防御战，则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纵观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的重要战役，若以进攻和防守这两种战争基本形式和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来衡量，宋的军事失败基本上都发生在宋发动的进攻战役方面，而宋在境内抵抗来自辽、西夏、金、蒙元进攻的防御战，则宋军多能取得颇为不俗的战绩。

先看宋辽战争(43)。从979年宋发动收复燕云地区的高梁河战役到1004年辽进攻宋，在澶州城下订立和约，长达25年，其间北宋主动进攻的高梁河之战(979)、雍熙北伐(986)包括岐沟关之战、陈家谷之战、君子馆之战三大战役均以宋方大败告终(44)。

防御性战役有：满城会战(979)辽大败，瓦桥关—雄州之战(980)辽军小胜但未攻破宋军雄州城，辽军亦受创。辽在河北、河东先后三路南侵(981)，皆败。徐河之战(989)辽败，裴村之战等(999－1000)宋败，遂城之战(1001)宋胜，望都之战(1003)宋败(45)。

澶渊之役(1004)，辽深入宋境，宋在军事有利局面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其后直到宣和二年(1121)宋徽宗欲谋复燕云之地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宋辽间未发生直接战役。宣和四年(1123)，宋军两度由南向北进攻辽军把守的幽州城，大败而归(46)。

第三，宋与西夏的战争。自公元982年李继迁反宋至北宋灭亡、金占领宋陕西诸路、宋夏脱离直接联系为止，在近150年的时间里，双方处在交战和敌对状态的时间约占四分之三以上。但李继迁时期对宋的进攻，因其自身力量很有限，宋夏之间的战争尚没有明显的战略意义上的进攻和防御。及至元昊反宋，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宋夏间三次大的战役：三川口之战(1040)、好水川之战(1040)、定川寨之战(1042)，虽都因西夏侵宋而爆发，但具体战役则是宋军主动出击迎战西夏，元昊则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加以各个击破，宋军惨败。

宋神宗时期实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对西夏展开积极进攻。绥州啰兀城之战(1070－1071)、灵州之战(1081)、永乐城之战(1082)均以宋军失败而告终。其后西夏挟永乐城大胜的余威，数次围攻北宋边城兰州，兰州城坚，西夏不能克。宋哲宗绍圣至宋徽宗政和时期对西夏依然采取进攻的态势，但不是采取大规模征伐主动进攻的形式，而是采取在宋夏边境西夏一侧进筑堡寨，步步为营，蚕食西夏。西夏力图阻扰宋的蚕食，遂爆发具有战略决战性质的争夺平夏城战役(1098)，西夏是主动进攻一方，宋取得平夏城保卫战大捷(47)。

再次，宋金战争。从靖康元年(1126)金发动第一次灭北宋战争至1234年金灭亡，在近110年间，可以1141年订立绍兴和议为中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宋金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宋军全面溃败望风而逃到逐渐砥砺抗衡金军的过程。“自金虏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48)，“挟劲骑，直越燕赵，躐齐鲁，遂至句吴以观南海。中有大河、江流、孟门、太行之险而不能为之限，所过城邑，无不开门迎劳，行留自恣，莫敢袭逐”(49)。其间金两次南下攻取东京，南宋建炎年间两次渡江以及富平之战(1126)，是两宋遭遇击溃战的典型战役。建炎以后，南宋军抗击金军值得一提的战役，据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八月立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格目(50)，其中绍兴和议前被列为战功的有五处：“张俊明州城下(1129－1130)、韩世忠大仪镇(1134)、吴玠杀金平、和尚原(1130、1133)、刘锜顺昌府(1140)五处，依绍兴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指挥。”(51)由于绍兴十年(1140)九月秦桧当政，这五处战功没有包括已被关押的岳飞指挥的郾城之战、颍昌之战(1040)两次战役。有研究者以为：“南宋绍兴时，宋军五次大捷，即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绍兴十年(1140)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岳家军进行的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都是大败完颜兀术亲率的金军主力，而吴玠指挥的则属前两次。”(52)前一阶段除了宋军防御反击取胜战役外，靖康元年宋金太原之战异常惨烈，宋军在王禀率领下阻击金军西路军于太原城下250多天(53)。

后一阶段，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隆兴二年(1164)，爆发第二次金宋战争。此次战争有四次重要战役，即胶西海战(1161)、采石之战(1161)、德顺之战(1162)和符离之战(1164)。前两战是完颜亮打着混一天下的旗号进攻南宋，以金军的失败而告终；后两战是宋孝宗欲恢复故土北上攻金，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双方签订隆兴和议(54)。其后宋宁宗时韩侂胄主政，积极北伐，开禧二年(1206)南宋在宿州和唐、邓一带向金发动进攻。金亦分兵六路侵宋，宋军惨败。宋理宗绍定六年至端平元年(1233－1234)，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

最后看宋与蒙元的战争。从金朝灭亡的第二年即1235年，蒙古军以宋军收复三京，破坏宋蒙同盟关系为导火索，向南宋大举进攻，至1279年南宋灭亡，在长达45年的宋蒙战争期间，可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60年)和宋理宗赵昀病逝(1264年)为标志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虽然蒙古军向南宋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开辟了全面对宋作战的战场，摧残了长江中上游地区若干大中城市，但总的说来，蒙军建树不大，南宋军队在巴蜀、荆襄、江淮三大战场有效地阻击和重创了蒙古军的进攻，其中孟珙指挥的江陵之战(1236)、邓穰之战(1240)、黄州保卫战(1237－1238)，杜杲杜庶父子**守安丰之役(1237)，王安指挥的寿春争夺战(1244)，余玠领导的嘉定会战(1252)都是宋军取胜的重要战役，特别是1259年王坚和张珏指挥的钓鱼城之战大捷，重创蒙古军，蒙哥汗**于是役。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以后经过几年的准备，又开始进攻南宋，1269－1273年的襄樊战役宋军战败，同时宋金对峙以来，南宋藉以为国的巴蜀、荆襄、江淮三边守备也被蒙元军切割，至此南宋的防御体系溃乱不堪。1273年，元军发动全面灭宋战争，在两淮郢州、沙洋之役，湖北阳逻堡之役，江淮芜湖丁家洲之役，荆湖南北之役等重要战役中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宋军，1275年迫近临安，宋军又在焦山之战中大败于元，“宋军大溃，数十万众，**亡几尽”(55)，“自是宋人不复能军矣”(56)。翌年二月，宋帝出降。其后，虽有一二忠良起兵勤王，为宋坚守，但犹如大厦将倾，已非一木所能支撑的了(57)。

从以上史实来说，宋朝在战争进攻和防御两个战略方面，其防御战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因而在观察宋朝“积弱”问题时，应当充分估计宋朝在防御战策略中取得的不俗战绩。

三、宋与辽西夏金元攻防战优劣评析

以上简要叙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宋与辽西夏金元的战争总体上说，宋大多处于守势，但也有多次积极进攻的情况发生：北宋太宗、徽宗对于燕云地区的经略，北宋仁宗、神宗对西夏的战略进攻，南宋欲复北方故土而展开对金的数次北伐战争：岳飞四次北伐、宋孝宗隆兴北伐、宋宁宗开禧北伐、宋理宗端平入洛。宋的进攻战多以失败甚或被击溃而告终(58)。

那么，宋进攻战败多胜少的原因何在？以往学界已多有讨论，除去从军政角度小编综合来说的有“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军法的废弛，军政的腐朽，军纪的败坏，官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对骑兵建设的轻视，实行以文制武，兵权的分散”等原因外(59)，还从宋朝立国的形势加以探讨。南宋理宗时人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国势论》中集浙东学派、朱熹等人的议论，早有深刻的分析：

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国势之有强弱也。……而国势之所以不若汉唐者，则有由矣。盖我朝北不得幽冀，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关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为强，通漕以为利，此国势之弱一也。这个分析，即是20世纪学界所强调的，宋朝立国缺少与草原民族一争雄长的两个条件：一是以长城天险为依托阻御草原民族牧骑南下，以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二是据有一片草原，繁衍马匹，编组为骑兵，主动出击，以机动对机动，以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国力为基础，终于战胜对手，成为国势强大之王朝。学界也大多认为：“北宋与边疆民族在兵种上，特别是骑兵力量上的差异，是其在军事上不能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作为宋辽战争主要战场的河北平原的地理环境，又强化了这种观点。确实，这两种理解模式均有高瞻远瞩，与事实若合符节之处，其影响力历久不衰，本身就是对这点一个很好的说明。”(60)

宋朝所处的时代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充当着战争舞台主角的时期，虽然北宋初年就发明并使用了火器，**古代战争从此进入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但在仍以冷兵器为主的战场上，骑兵以其行程远、速度快、机动性强，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作战等优势，充当着主要突击力量。这也是因为，就力量而言，骑兵是人力和马力之合(61)。对此宋人早有深刻的认识：“马者，兵之用，国之所恃以为险者也。有国以来，未尝无马，国多马则强，少马则弱。”(62)由此审视上述宋与周边政权的战争，恰恰说明了进攻战非宋之所长，受其所限，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这些讨论，有一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即虽然宋初失去长城天险，但西部广大地区在西夏崛起之前，**项、吐蕃等族分散而居，尚没有形成**的政治力量，或者说没有形成直接让中原王朝感到威胁的力量，河湟、河西、河套、银川平原，乃至鄂尔多斯高原都有丰美辽阔的牧场，如果着力经营，完全可以组建与契丹抗衡的骑兵武装，“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府羁縻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63)。但自宋太祖至宋神宗朝，对西部基本采取的是放弃政策(64)。张方平在回答宋神宗“问祖宗御戎之要”时说：“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环州董遵诲、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65)是故，明清之际的顾祖禹说：“宋关中戍守不越秦、凤，熙宁以后始务远略。”(66)

在河北一线，宋太祖对契丹境内的燕云地区也是采取了一种防御为主，而不是如学界一般认为必欲收复的积极进攻政策，实际上，后周世宗进行统一战争时是把吴、蜀、幽、并，并列为统一对象，而宋太祖则是把北敌分成两个明确的概念，即河东北汉是卧榻之侧必欲消除的“他人家”，而燕云则属于如何处置的边患问题。笔者在讨论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时曾指出：“以往武断地说‘宋初置燕云于不顾’，固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但若说宋太祖君臣制定的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方针包括兵取燕云也是缺乏事实基础的。实际上宋初的先南后北只是针对太祖不满‘小天下’而言，太祖其所以汲汲于南北用兵，主要是削平割据，而不能容忍一之侧有他人鼾睡。这与他对内实行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藉以强化皇权，强化唯我独尊的**主义是内外照应、一脉相承的。而幽燕之地则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太祖其所以念念不忘幽燕，主要是看重幽燕的军事地理，幽燕之失，北部门户洞开。来自契丹的威胁成为心头之患。但是幽燕归属契丹几二十年，收复幽燕之举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幽燕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待蛮夷之国造成的边患的问题，因而解决边患的办法，诚如赵普所言自古有上中下三策：即据险而守、和戎和以兵锋相见一争雄长。从宋初太祖和赵普的看法，显然倾向于‘和戎’之策，而上述事实也是如此。”(67)

在西南宋与大理以大渡河为界，亦是宋太祖“不暇远略”(68)的结果。后世有“宋挥玉斧”的故事流布。周煇《清波别志》卷一引《西南备边录》记载：“艺祖既平蜀，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巂，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河滨旧有划玉亭，今犹在。”周煇所引的这个故事对后世影响甚大，《方舆胜览》、《蜀中广记》、《明史》、《滇史》等文献均有类似的记载(69)。南宋初，翰林学士朱震言：“按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动，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70)可见宋在西南边区也采取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则是无疑的。

由此可见，宋朝自太祖朝伊始，较汉唐统治者缺乏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1978年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八十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71)这种防范和猜疑有多方面的内容，表现在国防建设上则是奉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思想。故其军事设施、军队建制、兵种配置、战争手段、作战方式等无不贯穿着防御的思想。虽然，宋神宗时起用王安石进行富国强兵的变法，在改变宋与西夏战略地位上有明显收效，但是就宋的以防御为主的国防性质而言，基本上没有大的改观。

以防御为主的军队去进行进攻战，与擅长进攻战而拥有强大骑兵的对手交战，其胜少败多是不难想见的。宋的军队虽号有百万之众，但是散布在陕西、河东、河北沿线数千公里之上，难以集中优势兵力，比如，庆历年间，宋在陕西约有兵近二十万，但是分散在鄜延、环庆、泾原等路，都只有五六万人，而西夏则可以集中十万兵力击破宋之一路。所以辽西夏金蒙元军队数量虽比宋少许多，但往往可以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以行局部之歼灭战，使得宋军疲于奔命。宋即使为了所谓北伐声张正义，所集中的军队缺乏灵活机动的配合，加之由不熟悉进攻战的文臣和低素质的武将统领，宋之失败在所难免。

第二，虽然在进攻战方面两宋明显居于劣势，败多胜少，但是在防御战中宋抵敌住辽、西夏、金和蒙元的强大攻势，则胜多败少。从战争是由进攻和防御两部分组成、缺一不可的角度来而言，北宋及南宋在防御辽西夏金乃至蒙古的入侵上还是很有值得称道之处。第一，北宋为防止辽和西夏的入侵，国防建设十分艰巨，故以军旅事务为头等大事，“国曰军国，州曰军州”，以兵立国是其基本国策。张方平说：“今朝廷所言大事必曰军国，是知兵者，时之大务，邦之重柄。”(72)王明清也曾说：“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本，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73)林亦云：“况国朝之制，库曰军资，官曰参军，务曰赡军，而为守悴者亦先军而后州，其于军事重矣。”(74)可见，以兵立国的基本策略贯穿于宋的各种制度。第三，从北宋到南宋实行“将从中御”军事制度，为后世所诟病，这种制度在进攻战中无疑是致败的重要原因，如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75)，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但是从防御的角度来看皇帝制颁、使用“阵图”，结果会是另一种状态，事实上《武经总要》所载常阵制、本朝平戎万全阵法、本朝八阵法以及宋神宗九军新阵(76)，基本上都是在吸纳前代已有经验基础上，根据宋朝所处的时代特点加以改进，成为以步制骑的防御阵法，而且取得不菲的效果(77)。

第三，为抵御游牧民族铁骑的突袭，两宋多采用筑城防御的战术，进而发展到利用河流和山地等自然地形，结合完备的城邑防御设施，以步兵的积极防御抵抗骑兵的迅猛进攻，使这一时期步兵抗击骑兵作战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78)。宋夏战争之初，宋总是力图用大兵团剿灭西夏，但屡战屡败，西夏“在战略方面，利用广漠原野，敌进则退，敌退则进。敌驻戍不出，则窥破良机，集中绝对优势之兵，以行局部之歼灭战。战术方面，则以设伏诱敌为惯技。宋之所以屡败，即此故也”(79)。宋哲宗以后，北宋改变大兵团进剿的战略，而改为防御反击战略或称为积极防御，在宋仁宗以来的牵制策应之法的基础上发展为浅攻进筑或浅攻扰耕，也就是说，北宋花费很大的气力在宋夏边界西夏一侧沿河流、山崖和平原之地修筑集军事、经济、居地等功能于一身的堡寨和城池，用作抵御西夏入侵的手段，且把战区由本土转向西夏一方，变被动挨打为防守反击，蚕食一地，进筑一地，蚕食是进攻，进筑是下一次蚕食的依托和保障，诸路并进，西夏首尾难顾，这正是宋哲宗绍圣以后西夏难以应付，并节节败退的原因，从而从根本上解除了西夏对宋的威胁(80)。

北宋末年的太原之战、南宋初年的和尚原之战、顺昌之战等都是依据城邑和山地的著名防御战。吴玠说：“高山峻谷，我师便于驻队，贼虽骁勇，甲马厚重，终不能驰突；我据嵯峨之险，占关辅之势，贼虽强捍，不能据我尺寸地。”(81)宋蒙战争期间，宋军在守城方面，又创造了以“串楼”对付蒙古军的火炮，以山城寨堡对付蒙古铁骑的战术，取得了战争前一阶段黄州、安丰大捷和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82)。后人小编综合来说宋蒙钓鱼城之战蒙军失利原因时就指出：“弃野战之长，违北族之性。聚数十万之众，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势绌，以身殉之。所谓千金之弩，为鼷鼠而发。甚矣，其不知兵也。”(83)南宋不仅发挥擅长守城的优点，而且大大提升了水战的优势(84)。宋军的水战优势主要体现在利用舟师从水路增援受困城市上。例如1237年史嵩之从鄂州援光州、陈从建康遏和州、赵葵从扬州趋淮西之役，1240年孟珙从荆襄援夔之役，1244年吕文德增援寿春之役，1259年吕文德自长江中游增援重庆、合州之役等等。刘整说，蒙古的“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是故他建议：“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85)宋蒙元战争的第二阶段，元军连克宋军防御阵地，使宋军节节败退，即与采纳刘整建议，组建强大的水军密不可分(86)。

由以上三点可知，宋朝在主观上选择以防御战为主思想的指导之下，在军事国防建设及战略战术的运用，也是颇有建树的，不能全盘否定。

四、结语

对于宋朝的积弱问题，自北宋中期以降，学者、士大夫、史家均有论列。宋人多从反思过度集权的角度讨论国势不振来指称“积弱”，而元明清人指称的“积弱”则更多的是从宋朝文治有余而武备不足来论列宋朝的“兵弱”。但不论如何，北宋中期以来迄改革开放前，认为宋朝“积弱”则是史乘、学界的公论，并不因20世纪初**受**国家欺凌才被特别关注。

那么，如何看待上述所言的宋朝“积弱”呢？显然从反击侵略的防御作战能力来说，宋朝军队不能完全说不能打仗，即不能完全是弱，上面的讨论已有较为充分的说明。这可能验证了近年有些学者认为宋的国防并不一定“积弱”的观点。其实不然，本文的目的不是为此张目，而是站在客观表述宋的实际军事能力的基础上，来说明既然宋有不菲的军事能力，但是为什么宋以后历代都说宋“积弱”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三点原因：一是金灭北宋和宋蒙元战争的第二阶段特别是1273年后的元灭南宋战役，基本同属于击溃战，也就是说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时间内灭亡，这就是积弱的表现。二是在所谓“和平”对峙年代与辽、西夏、金和蒙元的交往中(特别是南宋)又常常扮演乞求、赔款、苟且、退让等屈辱的角色(87)。这又是不折不扣的“积弱”。三是虽然宋打防御战颇有战斗力，但是必须指出宋的防御战都是对侵略者深入国境之内的顽强抵抗，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并不能阻击侵略者于国境防线之外。一个常在国境纵深地区进行顽强抵抗侵略的国家，不论其抵抗有多么的卓越，也不能不是“积弱”的反映。

所以有学者说：“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88)这是有其道理的。

注释：

①有关讨论情况参见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

②详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③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葛金芳：《两宋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笔谈)》，《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页；邓小南：《宋朝历史再认识》，《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

④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方凤：《存雅堂遗稿》卷三《上书·上陈丞相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林：《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四《国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不著撰人)《群书会元截江网》卷十九《法度·事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王炎：《双溪类稿》卷十九《见洪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三《代南叔兄上费参政(壬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十四《对越乙稿奏札·十一月癸亥后殿奏己见札子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99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55页。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二“熙宁五年四月壬子”，第5628页。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戊申”，第5726页。

(1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八“靖康中帙三·起靖康元年正月六日壬辰尽七日癸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16)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三“靖康中帙八·起靖康元年二月一日丁酉尽四日庚子，朝廷报书”，第245页。

(1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四“炎兴下帙二四·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辰尽其日，周紫芝上书”，第910页。

(18)脱脱等：《宋史》卷四三八《黄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92页。

(19)宋濂等：《元史》卷一九九《杜瑛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74页。

(20)文天祥：《文山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庚子尽二十八日辛亥”引《秀水闲居录》，第116页。

(22)脱脱等：《金史》卷一一九《完颜娄室三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99页。

(23)刘岳申：《申斋集》卷十五《杂著·策问三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脱脱等：《宋史》附录《进〈宋史〉表》，第14255页。

(25)陆深：《俨山外集》卷二十六《史通会要》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唐顺之：《武编》前集卷四《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沈鲤：《亦玉堂稿》卷十《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确庵魏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卷六《神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5、119页。

(29)《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三《五刑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周官新义〉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31)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何博士备论〉提要》。

(32)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宝真斋法书赞〉提要》。

(33)刘统勋等编：《评鉴阐要》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乾隆：《御制诗二集》卷二十一《因取丙辰以迄丁卯所作略加编定都为四十四卷古今体计四千一百五十首有奇·乾隆己巳夏六月望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6)漆侠：《王安石变法》第一章《宋封建**主义**集权的政治体系》第一节《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上海：上海**出版社，1959年，第14、25页。

(37)林瑞翰：《宋代政治史》，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第520页。

(38)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9页。

(39)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1页。

(40)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41)参见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河北学刊》2010年第4、5期。

(42)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

(43)这里所讲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攻防战，主要是指具有较大规模或具有战略性质的战争，一般边区之间较小规模，或扰边性质的战争不包括在内。以下同。

(44)详见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第254－257页。《**历代战争史》认为“君子馆之战”是辽南侵，曾瑞龙据当时的战略形势分析认为是宋方主动进攻，今从之。

(45)三军大学编著：《**历代战争史》第11册，第十四卷《宋、辽、夏、金(上)》，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

(46)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辅仁学志》第4卷第1期，1933年，收入氏著《求是集》第一集，广州：广东**出版社，1986年。

(47)详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六章《宋夏战争论(中)——宋夏战争重要战役概述》，石家庄：河北**出版社，1998年，第164－200页。

(4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九《十三处战功》，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49页。

(49)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治势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页。

(50)脱脱等：《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纪》，第635页。

(51)王应麟：《玉海》卷一三五《乾道定十三战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十九之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52)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收入氏著《凝意斋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53)李华瑞：《宋金太原之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收入氏著《宋史论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54)王曾瑜：《南宋对金第二次战争的重要战役述评》，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收入氏著《点滴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55)宋濂等：《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第3103页。

(56)宋濂等：《元史》卷一二八《阿术传》，第3123页。

(57)详见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2010年，第328－368页。

(58)宋的进攻战也有少数很成功的范例，如南宋初岳飞的四次北伐。参见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3－147页。

(59)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1页。

(60)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第一章，第1－2页。

(61)****革命军事博物馆编：《**战争发展史》，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98页。

(6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元祐元年四月辛卯”，第9067页。

(63)欧阳修、宋祁：《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3页。

(64)参见李华瑞：《论宋初的西部边疆政策》，《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收入氏著《宋夏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65)脱脱等：《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第10357页。

(6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四《陕西十三·西宁镇》，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006页。

(67)李华瑞：《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68)陶宗仪：《说郛》卷六十二上李京《云南志略》。

(69)详见段玉明：《大理国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13－316页。

(7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绍兴六年九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713页。

(71)［英］伦敦泰晤士图书公司：《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26页。

(72)张方平：《乐全集》卷十三《武备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74)林：《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一《州兵》。

(7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戌”，第8485页。

(76)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七；唐顺之：《武编》前集卷四《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

(77)黄繁光：《论宋真宗对辽作战与阵图使用的关系》，《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上海**出版社，2007年。

(78)****革命军事博物馆编：《**战争发展史》，第276页。

(79)****革命军事博物馆编：《**战争发展史》，第266页。

(80)详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七章第三节《北宋防御战的特点和抵抗方式的改进》，第213－220页。

(8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六“炎兴下帙九十六·起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尽其日”引《吴武安公功绩记》，第1410页。

(82)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第380页。

(83)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六《蒙格可汗本纪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84)详见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第212－226页。

(85)宋濂等：《元史》卷一六一《刘整传》，第3787页。

(86)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第381、383页。

(87)参见朱瑞熙：《宋朝的岁币》，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收入氏著《疁城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之《绪论：宋代地域外交环境和外交途径》，合肥：安徽**出版社，2006年。

(88)王曾瑜：《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北京日报》2007年12月11日，收入氏著《点滴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2、急求八年级下册**教育出版社的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复习资料提纲？

581年，杨坚（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

●589年，隋朝灭掉陈朝统一南北。

●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隋朝大运河分为四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隋朝灭亡。

●618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进入长安建立唐朝。

●我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是武则天，她晚年称帝，改国号为周。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注重作用贤才和虚心纳谏.重用敢于直言的魏征为著名的谏臣 ●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历史上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陶瓷业在唐朝有重要发展，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最为有名。唐三彩是世界工艺的珍品。

●唐朝时期，全国的大都市有长安、洛阳、扬州、和成都。

●长安城内分为坊和市，访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

●长安既是当时各民族交往的中心，又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唐玄宗统治时期进入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始于隋文帝时。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

●唐朝时期完善科举制度人物是唐太宗、唐玄宗和武则天。

●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废除。

●唐朝时唐太宗和武则天，**在今新疆地区先后设立了管辖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

●7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定都逻些。

●唐朝时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

●8世纪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到吐蕃。至此，吐蕃和唐朝已经成为“和同为一家”了。

●隋唐对外交往比较活跃，与亚洲以至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往来。

●唐朝时**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

他专心翻译佛经，还写成《大唐西域记>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东渡日本，至第六次才成功。唐朝长安是当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许多新罗商人来到**经商，新罗特产居唐朝进口首次。

●隋朝杰出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

●唐朝印制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 ●10世纪初，契丹首领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国，都城在上京。

●11世纪前期，**项首领元昊称大夏国皇帝，都城在兴庆，史称西夏。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史称北宋。

●1127年赵构登上皇位，定都临安，史称南宋。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堰城大败金军，收复许多失地。

●宋朝的造船业居世界首位。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等地，都有发达的造船业。

●唐朝时从越南引进的优良品种占城稻，很快在江南地区推广。

水稻在宋朝跃居粮食产量首位，主要产地在南方。棉花的种植，由两广、福建扩展到长江流域。

茶树的栽培在江南的丘陵地区。

●北宋时蜀地丝织品“号为寇天下”。

江浙的丝绸产量高，朝廷用的丝绸，有很多来自江浙。

●南宋时，江南地区已成为我国制瓷业重心。浙江哥窑烧制的冰裂纹瓷器，给人以别致的美感。

北宋兴起的景德镇，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瓷都。

●南宋时最大的商业都市是临安，它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北宋时的开封。

●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纸币的产生，有利于商业发展。 。 ●北宋的肉食中以羊为多；南宋吃鱼多。宋代时，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稻米为主。 ●1206年，蒙古贵族如开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尊称他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1272年定都大都。1276年元军占领临安，南宋灭亡。 ●元朝大都既是政治中心又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意大利旅行家马克可·波罗的著作《马克可。波罗行纪》。描述了大都的繁华景象。 ●元朝为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元世祖在**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省，简称“行省”。元**加强对**的管辖，**成为元朝正式的行政区；还加强对琉球的管辖。 ●北宋时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它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15世纪欧洲才出现活字印刷，比我国晚约四百年。 ●指南针是我国**的伟大发明，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制成“司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北宋时，制成了指南针，并开始用于航海事业。南宋时海外贸易发达，指南针广泛用于航海。 ●火药是我国古代炼丹家发明的，唐朝末年，火药开始用于军事上、宋元时期，火药武器广泛用于战争，主要有突火枪、火箭、火炮等。 ●我国北宋时期的科学家沈括的科学成就有《梦溪笔谈》、创制“十二气历”。我国元朝时的著名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郭守敬的科学成就有《授时历》测定一年为365.2425天，与现在公历的公历基本相同，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约三百年。 ●北宋的司马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编写《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巨著，叙述了从战国支五代的历史。 ●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郭熙、李公麟人称“宋画第一”、张择端的作品《清明上河图》、元代最著名的画家是赵孟 的作品《秋郊饮马图》被称为“神品” ●人称“宋四家”指苏轼、黄庭坚、米 （fU）、蔡襄。 ●1368年初，朱元璋以应天为都城，改称南京称帝建立明朝，他就是明太祖。 ●明朝的**：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朱棣设立东厂进行对臣民的监查、侦查。明**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北平的燕王朱棣，打出“靖难”旗号，起兵反对建文帝，称帝。1421年迁都北京，以加强**对北方的控制。 ●明朝前期明成祖（朱棣）在1405——1433年派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他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 ●元末明初明**派戚继光抵抗倭寇平息东南沿海的倭患。 ●明朝后期，女真的杰出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国号为金，史称后金。迁都沈阳，后改称盛京。 ●皇太极继承汗位改女真族名为满洲。1636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金”为清。1644年迁都北京，对国的统治。 ●为了加强君主**，雍正帝设立军机处，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乾隆帝时撤销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明朝后期（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了我国宝岛**，1661年郑成功率兵进入**，1662年初荷兰殖民者被迫投降，**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设置府县，加强管理。 ●1683年清军进入**，1684年清朝设置**府，隶属福建省。**府的设置，加强了**同祖国内地的联系，巩固了祖国的东南海防。 ●17世纪中期，沙皇俄国势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在雅克萨和尼布楚修建城堡。康熙帝命令清军水陆并进，击毙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被迫投降。 ●1689年中俄双方代表在尼布楚进行谈判，经过平等协商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的领土。 ●顺治帝接见**的佛教首领**五世赐予“**喇嘛”封号、康熙帝赐予另一个位**佛教首领为“****”的封号。 ●1727年，清朝开始设置驻藏大臣。驻藏大臣代表****，与**、**共同管理**事务。**和**的继承，必须报请****批准。 ●乾隆帝时下令调兵讨伐回部上层族小和卓与大和卓。清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对整个新疆地区进行管辖、设置哨所，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辖。 ●清朝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及其附属岛屿**、赤尾屿——南至南海诸屿。清朝疆域成为亚洲最大的国家. ●棉纺织业在明代已从南方推向北方，苏州是明代的丝织业中心；景德镇是全国的制瓷中心，畅销海内外。 ●明清时期 ，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贸易城市。 ●明朝中期以后，苏州、松江等地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机户。他们开设机房，雇用机工进行生产，出现了“机房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方式。机房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是早期的雇用工人。他们之间这种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清初的40年，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清朝**以后开放四个港口，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后来下令只开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关闭其它港口。 ●北京城由宫城、皇城和京城三个部分组成，以“万岁山”作为全城的中心点。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蜿蜓六千余公里，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 ●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写的一部小编综合来说性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明朝末年，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写了一部《天工开物》小编综合来说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著作。外国学者称它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徐光启关于农业生产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还介绍欧洲的水利技术的著作《农政全书》。 ●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为题材的长篇**、明朝中期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神话**。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古典**的高峰。《红楼梦》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地位。 ●明朝书法家董其昌的作品兼有“颜骨赵姿”之美。明末画家徐渭的作品《墨葡萄图》、郑板桥《兰竹图》、东洪绶《西厢记》画的插图。

3、省考常识知识大纲？

**古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人物

1.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2.曹**是建安文坛的领袖，开风气之先，影响一代诗风。

3.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

4.陶渊明是**文学史上第一人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进行诗歌创作。

5.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其乐府诗对唐代诗人有很大影响。

6.王维、孟浩然是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作家。

7.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8.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9.岑参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

10.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

11、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12.欧阳修是北宋诗人革新运动的领袖。 13.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被列宁称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14.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一位作家，豪放词派的创始人。

15.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

16.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

17.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女作家、女词人。

18.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

19.马致远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散曲家，有“曲状元”之称。

20.汤显祖是明代成绩最高的剧作家。

21.李渔是清初杰出的戏剧理论家和创作家。

22.曹雪芹是我国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考点二：行测常识之“数字”文学历史

五行：金、木、水、火、土

五谷：稻、黍、稷、麦、豆

五脏：心、肝、脾、肺、肾

五常：仁、义、礼、智、信

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五岳：“东岳”山东泰山、“西岳”陕西华山、“南岳湖南衡山、“北岳”山西恒山、“中岳”河南嵩山

五湖：鄱阳湖(江西)、洞庭湖(湖南)、太湖(江苏)、洪泽湖(江苏)、巢湖(安徽)

五音：宫、商、角、徵、羽

五彩：青、黄、赤、白、黑

五毒：蝎子、蛇、蜘蛛、蜈蚣、蟾蜍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

六腑：胃、胆、三焦、膀胱、大肠、小肠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六义：风、赋、比、兴、雅、颂

六子全书：《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扬子法言》、《文中子中说》

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

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砗磲、珍珠、玛瑙

七大艺术：绘画、音乐、雕塑、戏剧、文学、建筑、电影

八卦：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沼]

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扬州八怪：郑板桥、汪士慎、李鱓、黄慎、金农、高翔、李方鹰、罗聘

八旗：镶黄、正黄、镶白、正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

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九属：玄孙、曾孙、孙、子、身、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

十大名茶：西湖龙井、碧螺春、黄山毛峰、庐山云雾茶、六安瓜片、君山银针、信阳毛尖、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祁门红茶

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十三经：《易经》《诗经》《尚书》《礼记》《仪礼》《公羊传》《榖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

考点三：文学历史“三与四”

三教：儒教、道教、佛教

三清：元始天尊[清微天玉清境]、灵宝天尊[禹余天上清境]、道德天尊[大赤天太清境]

三山：安徽黄山、江西庐山、浙江雁荡山 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四大发明：造纸(东汉.蔡伦)、火药(唐朝.炼丹家)、印刷术(北宋.毕升、指南针(北宋)

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孟子》

四大佛教名山：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安徽九华山〖地藏王菩萨〗

四大道教名山：湖北武当山、江西龙虎山、安徽齐云山、四川青城山

四大名桥：广济桥、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

四大名园：颐和园(北京)避暑山庄(河北承德)拙政园(江苏苏州)留园(江苏苏州)

四大名刹：灵岩寺(山东长清)、国清寺(浙江天台)、玉泉寺(湖北江陵)、栖霞寺(江苏南京)

四大名楼：岳阳楼(湖南岳阳)、黄鹤楼(湖北武汉)、滕王阁(江西南昌)、大观楼(云南昆明)

四大名亭：醉翁亭(安徽滁县)、陶然亭(北京先农坛)、爱晚亭(湖南长沙)、湖心亭(杭州西湖)

四大古镇：景德镇(江西)、佛山镇(广东)、汉口镇(湖北)、朱仙镇(河南)

四大碑林：西安碑林(陕西西安)、孔庙碑林(山东曲阜)、地震碑林(四川西昌)、南门碑林(**高雄)

四大名塔：嵩岳寺塔(河南登封嵩岳寺)、飞虹塔(山西洪洞广胜寺)、释迦塔(山西应县佛宫寺)、千寻塔(云南大理崇圣寺)

四大石窟：莫高窟(甘肃敦煌)、云岗石窟(山西大同)、龙门石窟(河南洛阳)、麦积山石窟(甘肃天水)

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嵩阳书院(河南嵩山)、应天书院(河南商丘)

四大名瓷窑：河北的瓷州窑、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福建的德化窑

四大名花：牡丹(山东菏泽)、水仙(福建漳州)、菊花(浙江杭州)、山茶(云南昆明)

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

四大名绣：苏绣(苏州)、湘绣(湖南)、蜀绣(四川)、广绣(广东)

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

四大文化遗产：《明清档案》、《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经卷》

四大名扇：檀香扇(江苏)、火画扇(广东)、竹丝扇(四川)、绫绢扇(浙江)

4、老师是名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传媒师生类话题】

谢邀。名师一般出于名校，名校大多依仗名师。我专门追问过家严和家慈师生恋老夫少妻的故事，那当然是悲剧，越是名校名师，越是悲喜交织，其影响绝不止会伤害到一两代人⋯⋯

李兰颂：《延安文艺录：文学数字谜[031]》

一 我的悲哀在于我的一家，原因是我的一家竟没有在一个饭桌上吃过一顿饭，这一现象在一般家庭里绝对是不常见的；然而，这又绝对不是源于战争或饥荒，只是因为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直接导致我的一家从来就没有团圆过。我的一家的形成，的确又是来自应该富有文学色彩的所在——新**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家父李又然选择过大学校长、文艺院团领导、驻国外特派记者或出使文化参赞等，去了、干了，终于当了**文学研究所唯一的专任教员。

1951年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家父李又然作为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委委员、携**文学研究所部分学员在广西邕江土改；此时即将在辅仁大学毕业的家母刘蕊华赴江西景德镇土改。1953年年底、1954年年初，从**文学研究所毕业的家母刘蕊华与家父李又然订婚并结婚，收到的贺礼现今可查的有：李可染所赠、齐白石所刻“又然”“蕊华”篆印一对，萧军所赠、卣丁所刻“李印又然”“刘蕊华”篆印一对，吴介民所赠刻有微雕象牙笔一对。

家母刘蕊华，是**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是家父李又然的学生，是经支部**马烽代表组织开介绍信登记结婚的，是《文艺学习》期刊的编辑⋯⋯我的一家的形成，也与**文学研究所自然密切相关、当然密不可分。父母生我们姐弟三个——姐1954年生，我1955年生，弟1957年生。1955年第2期《文艺学习》刊登过刘蕊华文章《1955年度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是谁?》答复惠特曼、席勒、安徒生等六位被列为世界**要纪念的文化名人。

正是在我出生的前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家父李又然开始保别人。他写信给**最高领导人本人或秘书，请求宁可在监狱里用梁宗岱，也不要动用极刑；他在支部会上公开为已经被列为运动斗争对象的人担保，说自己**也不信鲁藜是胡风或**分子。如此不顾个人安危保别人的人，必将付出搭进身家性命的代价；整人的人几次整你，你都翻身，整你找理由还找不着，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于是，整人的人又大肆整人，挨整的人惨遭灭顶之灾。

二1954年8月20日，家父李又然填写**宣传部干部履历表，写到个人小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1949年3月到北京；7月南下；9月奉调返京，参加国际工作；年底进医院。在医院和疗养院一直住到1950年10月，同年11月进**文学研究所当教员，至今仍任原职。1952年，和大（世界和平理事大会）通过**文化部来调，叫到布拉格去工作，因当时在广西参加土改，未得通知，没有去。

**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学员胡昭在《痛失宗师——对艾青先生的点滴忆念》（本文节选自《吉林日报》1996年，收入《胡昭文集·散文随笔选》2001年12月吉林**出版社第一版）文中披露：

我最早知道艾青，是1947年。当时就读吉北联中，校长老师李又然（当时化名叫李则蓝）与艾青同为浙江人，最早在法国巴黎就结为战友情谊，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拿起笔做刀枪，向**派斗争。又然师手里有艾青送他的诗集《大堰河——我的保姆》《黎明的通知》，长诗《向太阳》《雪里钻》等等。那时我是个饥渴的少年，接连吞下这许多珍馐美味，得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化。

又然师慢悠悠地给我讲艾青身世和二人的交情。二人相识于塞纳河畔，投身于黄浦江边的殊**斗争，抗战爆发先长江、后黄河，以至于住进陕北窑洞，战斗在延河之滨，共同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又然师从延安行军到东北，艾青从延安行军到华北，他们举办学校、筹建文联、主编报刊、参加土改，胜利会师于北平，参加建立新**的伟大壮举。

又然师南下至汉口奉调返回北京，先在**总署国际**局待命，后调至**文学研究所主持外国文学教研室，艾青每有新书赠他，他都寄给我读。我从吉林到**文学研究所学习，又然师带我去拜望艾青，我在课堂上听艾青谈诗⋯⋯

在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暨广西省委土改工作团第二团，李又然、艾青都是团**委委员，住在团部老口镇，我们每到团部开会都可见到二位师长，三个人常常在小镇上走走，或在他们住处的院落里坐坐。

据毛宪文、贺朗著文《丁玲——伟大的文学教育家》（《武陵学刊》2010年第1期/第35卷第1期）回忆，**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全部学员25名，他们是：

来自北京大学的有毛宪文、谭之仁（白榕）、白婉清、王有钦（贺朗）、许显卿、张保贞、曹道衡、李仲旺、宋淑兰；来自辅仁大学的有龙世辉、王树榘、王鸿谟、邸金俊、刘蕊华、王文迎；来自清华大学的有周永珍；来自复旦大学的有张泰芳、杨文娟、张兴渠；此外还有青年作家玛拉沁夫、刘真、左介贻、张凤珠、钱峰、颜振奋。

以上名单，一位不拉，整整25大员。不是因为回忆的人记忆力强，而是情感重，责任心更重。如此完全的同学名单，仅在鲁迅文学院也很罕见。即使被当作庆祝建院50周年所陈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说明文，也是缺这少那的。

我见过毛宪文，他刚从一所中学回到恢复后的文讲所，出差到哈尔滨，专门到家里看望我母亲；也见过周永珍，是在她的工作单位考古所的大门口；还在虎坊桥宿舍楼采访舒群的同时，顺便见过也在同一座楼里住的玛拉沁夫⋯⋯

至于老师，按延安例，称作教员，不叫教授。有据可查说这话最权威、最准确的有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康濯，一个是马烽。他们作为当时的所领导把本所教员、辅导员和外请专题讲座的作家、专家，分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

三康濯：《情忆开国之初》 记得是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1950年初夏，好几种花正开得争鲜斗丽，丁玲同志约了田间、马烽、作家协会几个同志和我，在那里喝茶。风软花香，光摇柳摆。想起来真乃一派舒畅、轻柔的诱人景色。然而，当时我们几个刚从十来年农村游击战的解放区进城不久的年青一伙，还远没脱去“土包子”气，对园景、轩情与花颜、茶味都还不熟不懂，无反应无兴趣。只有几碟点心在不断塞进嘴里去，同时边吃边说。

“生活还有，也能写，可就是写不好，提不高。”我说，“解放区一批文学青年，营养不良，先天不足，非得有个环境好好读读书不可。”

田间谈起了陈登科。他写的《活人塘》寄给《说说唱唱》的赵树理，老赵看了好几遍，又求我们几个编委一定要再看一看。田间看了，说好，又说还不成文。错别字太多，赵树理给改了；有些用自造的符号代替的字，老赵也猜出了几个，可还有一些没猜出。赵树理要我看，我得知情况后坚决拒绝，但搁不住他的缠磨求告，留下了稿子。等看下去以后，有时真高兴，写得太妙了，那么强烈、动人；可有时又气得不行，稿中经常出现一个“馬”，像馬字却又没有下面四点儿，这是个啥字？看着看着，多次从上下文反复猜度，感到应是个“趴”字。后来发稿前请陈登科来京修改时一问，他说：“是‘趴’字呀！马没了四条腿，不就趴下哪！”

丁玲同志笑了，她已找陈登科谈过，人家也急盼着学习。她还讲起刚刚出版《平原烈火》的徐光耀，**应该说很不错，但也是文化不高。这样的青年作家还多，大家又举了好几个。

这一类的谈话不只一次，在作协，在丁玲同志家，在北海。也找过茅公——当时的文化部长，我们惯称沈部长；找过周扬同志以及文艺、文教、宣传各方面许多同志。有人说：“你们是要丁玲同志领头，办个翰林院！”可我们哪能比翰林院！也不想去比！丁玲同志只不过深感于民意，想领着我们办个帮助、培养青年作家进修的场所。

此种意图很快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丁玲同志的报告获得批准，决定成立直属文化部的**文学研究所，以丁玲为所长，张天翼为副所长，田间和我任正、副秘书长，我讲明了是边工作边学习。1950年夏天开始正式筹备，11月学员入学，进展之快是今天难以想像的。这就是后来**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前身，今天可已是鲁迅文学院了。

招生对象第一由各地推荐，关键是看作品。丁玲同志概括各方面的意见说：

“总得有陈登科、徐光耀，也不能个个都像他们。不过总也得是开始有点成就的，或是有几篇作品还可以，至少要在写作上确实有前途，有希望。”

我们又和丁玲同志一起，找青年作家，找领导和专家，研究学习方针和计划。找茅盾、周扬，找叶圣陶、郑振铎、胡风、黄药眠、杨晦，找老作家们。

于是请讲课老师。有些是丁玲同志亲自去请。郑振铎、李何林同志分别系统地讲古代、现代文学史，游国恩、余冠英同志讲古典文学，胡风、杨晦同志讲文艺论，曹靖华、冯至同志讲外国文学。丁玲同志还亲自请胡绳同志讲哲学，黄药眠同志讲美学。茅盾、周扬、冯雪峰同志也都去讲过课。许多课不仅我们听，丁玲同志也来听。有次马烽提议说：还应该多讲点艺术。丁玲同志采纳了这个意见。她对所有讲课的老师都提出过：“请多谈艺术，多作艺术分析，我们这些土包子学员很需要这个。”后来课堂上理论、知识和艺术规律确实融汇得比较好。艾青、王朝闻同志讲课，丁玲还特别请他们谈了些美术。请俞平伯同志讲《 红楼梦》，有时真把大家听得入迷。

本所的老师李又然同志讲白居易的诗，往往一步步把大家带到无言的意境，然后他在台上久久不语，大家在台下也好像给感染得不停地心头直颤。

那时我常去多福巷丁玲同志家里汇报工作，有一回丁玲同志和我说，“还是要多请些作家去讲创作。”于是我们又掂算，赵树理、刘白羽、杨朔已去讲过了，啊，还应该请柳青、周立波、高玉宝。

接着，陈学昭、雷加、碧野、逯斐这些同志也都到了讲习所，写作之余讲讲创作，搞搞辅导。

附记：摘自康濯：《**文学》（1986年4月号·总第三一九期）。

四马烽：《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文学研究所的牌子是1950年冬天就挂出了，那时是初级阶段，只是搭起了个架子。上级任命丁玲为所长，老作家张天翼为副所长。秘书长是田间，副秘书长是康濯。这个单位是由文化部和文协双重领导，文协只管业务；行政、**务工作属文化部。上级**委指定我担任**支部**。这事是丁玲同志传达给我的。我当即向她说：我不愿意担负任何职务，只要求当学员，认真学习几年。同时也说了一些理由，要求她向上级**委反映我的要求。她说：“你的意见，我当然可以替你反映。”停了停，她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说：“其实我也不愿意当这个所长。所长是多大的官？和派出所所长是同一个级别。你想专门学习，我想专门去搞创作。要不咱们一块儿都辞职吧！”她这样一说，我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

文研所从开始筹备的时候，教学方针就确定为“自学为主，讲课为辅”。而当时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后来这才又调来雷加、碧野、蔡其矫、西戎等几位担任辅导员。而主要课程，只能邀请各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以及社会名流担任。而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和繁忙的本职工作。经过我们多方努力，有时丁玲同志也亲自登门邀请，最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挤时间前来授课的允诺。

文研所是1951年2月间正式开课的。胡正本来是随军到了四川《重庆日报》，现在也来学习了，另外还有以前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的几位同学。其他各根据地来的人，虽然以前不认识，但也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因出身经历大致相同，很快也就熟悉了。大家都是要求进一步提高。对课程的安排也非常满意。讲授古代、现代文学史的是郑振铎、李何林；讲授古典文学的是游国恩、余冠英；讲授外国文学的是曹靖华、冯至；讲授美学的是蔡仪、黄药眠；另外还经常邀请一些名人、专家如：俞平伯、胡风、冯雪峰、周立波、赵树理等人进行专题讲座。政治学习，我们除了文化部**委布置的学习文件外，还增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

1953年夏天，第一期学员结业以后，基本上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只有少数几个人做了调整。那时候北京各出版社、文艺刊物编辑部都缺年轻编辑，他们很快就被一抢而空。后来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这些单位的骨干。

附记：摘自《马烽文集》第七卷（大众文化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

五有人著文回忆：《**文学研究所学员、师资和课程(1)》——

**文学研究所的校址在鼓楼东大街103号，另外在鼓楼东大街156号和后海北官房27号有房产（主要是做学员的宿舍）。

从1950年开始的丁玲时期的“**文学研究所”（**文化部和**文联共同管理），到1953年后的田间、公木时期的“**文学讲习所”（全国文协管理），前后经历7个年头，开设四期五班（第一期两个班），结业学员279人。经历1955年的“丁陈反**集团”**和1957年“反右”运动，**文学讲习所被迫终结。

直到1980年，重新恢复建制，改称“**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李清泉任所长，徐刚任副所长）。1985年改称“鲁迅文学院”（唐因任院长，1991年由刘白羽接任），终于实现与前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名称接轨的宿愿。但此时的“鲁迅文学院”，或者说**作家协会，与风起云涌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这段文字大致可以，再深究些则含糊了，该文明显有不认真、不讲究、不确定之处，即使引入被当作庆祝建院50周年所陈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说明文，也是缺这少那的——

下面所附表格，是2000年鲁迅文学院庆祝建院50周年展览时制作，但**文化部1954年1月的公文所示为“**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并附有方印图案，特此说明。

**文学研究所学员的选拔方式和标准，在上一节的“草案”中已有详细说明。第一和第二期学员属于调干性质，有些学员同时兼工作人员，比如马烽、徐刚等同时兼任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老师。综合鲁迅文学院展览资料和学员回忆文章，前四期五班的学员情况如下：

1. 第一期第一班为研究员班，1950年10月入校，1953年6月结业。学员有：

马烽、西戎、李若冰（沙驼铃）、唐达成、陈淼、古鉴兹、徐刚、陈登科、李纳、刘德怀、周雁如、司仃、张今慧、吴长荣、王雪波、高冠英、郭小兰、王慧敏、段杏锦、董伟、逯斐、葛文、胡正、王景山、王谷林、丁力、雷加、张学新、杨润身、徐光耀、朱靖华、胡昭等。

2. 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1952年9月入校，1953年8月结业。学员有：

曹道衡、马拉沁夫、毛宪文、刘真、张凤珠、龙世辉等。

3. 第二期1953年9月入校，1955年3月结业，学员有：

邓友梅、张志民、白刃、孙静轩、沙鸥、苗得雨、赵郁秀、胡海珠、刘真、王谷林、和谷岩、王有卿、刘超、沈季平、漠南等共43人。

另外还有24名是第一期转过来继续学习的。第二期实际上是67人。

4. 第三期是1956年上半年的短训班，学员有：

吉学沛、李学鳌、胡万春、流沙河、梁信、钟艺兵、任大霖、王剑青、胡景芳等60人，主要是从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代表中挑选的。

5. 第四期文艺编辑班1956年10月入校，1957年6月结业。学员有：

马德波、王平凡、王成刚、王占彪、李 昭、高歌今等99人。

总的来看，第一、第二两期学员的素质比较高。第一班成名作家比较多，主要来自老解放区和**的青年作家。第二班是从各大学选来的：曹道衡、毛宪文、白婉清、王有钦、许显卿等来自北京大学，龙世辉、王鸿谟来自辅仁大学，还有复旦大学等高校的。

该文所谓“第一期研究员班和研究生班两班共53人”误差太大。简单推算，第一班列32人，据我所知至少还缺张德裕1人，第二班列6人，至少还缺毛宪文、贺朗所列刘蕊华、周永珍等19人。那么，将第一班至少33人和第二班肯定25人相加，“第一期研究员班和研究生班两班”至少“共58人”。至于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人数则所列名单显然不够。

六据**作家网统计并发布，自1951年1月8日正式开学以来，曾经先后担任过**文学研究所、**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的专职教师、外聘教师的部分人员约计——

专职教师有：

丁玲、李又然、玛金、吴伯箫、张天翼、公木、田间、萧殷、阿红、杨晦、周立波、秦兆阳、陈学昭、康濯、马烽。（15人）

外聘教师有：

老舍、陈企霞、赵树理、艾青、邵荃麟、郭沫若、何其芳、游国恩、胡风、萧三、吕淑湘、光未然、茅盾、聂绀弩、李何林、吴组湘、周扬、冯雪峰、陈荒煤、夏衍、严文井、曹禺、谢冰心、周建人、李广田、郑振铎、余冠英、柳青、黄药眠、张庚、柯仲平、孙伏园、杨宪益、冯至、叶君健、卞之琳、方纪、杨朔。（38人）

以上，分出“专职教师”和“外聘教师”之别，却未分出“专任教员”和“辅导员”两个岗位，严肃对待起见，正本清源为好，这毕竟关系到课程的设置和讲课的质量。而《**文学研究所学员、师资和课程(1)》文，不仅未分出“专职教师”和“外聘教师”、“专任教员”和“辅导员”之别，却使用“主要授课老师”的提法，混沌吞枣一般，弄糊涂你拉倒：

鲁迅文学院提供的主要授课老师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名）：

阿红、艾青、卞之琳、冰心、蔡其矫、蔡仪、曹禺、曹靖华、陈荒煤、陈企霞、陈学昭、陈涌、陈占元、丁力、丁玲、杜秉正、方纪、冯雪峰、冯至、公木、光未然、郭沫若、何其芳、胡风、黄药眠、康 濯、柯仲平、老舍、李广田、李何林、李霁野、李劼人、李又然、刘白羽、柳青、庐隐、吕叔湘、吕荧、马烽、玛金、茅盾、聂绀弩、裴文中、彭慧、阮章竞、沙鸥、邵荃麟、孙伏园、孙家琇、孙维世、秦兆阳、田间、吴伯箫、吴兴华、吴组湘、夏衍、萧殷、萧三、严文井、杨晦、杨思仲、杨朔、杨宪益、叶君健、叶圣陶、游国恩、余冠英、俞平伯、张道真、张庚、张天翼、赵树理、郑振铎、钟敬文、周立波、周扬。（76人）

授课较多的老师是郑振铎、李何林。

在学员的回忆中，游国恩、李何林、李又然、丁玲、郑振铎、杨宪益、冯至、曹禺、孙家琇等老师的课较受欢迎。

七

**文学研究所，所谓最高文艺**校，不叫教授叫教员，不叫研究生叫学员，学员也当教员、辅导员，也是作家，也当编辑；没有政务院暨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课程设置、考核标准、资格认证⋯⋯于是，人不一样，感受和收获也多有不同——

徐刚：《**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文学研究所的布告：任命马烽为第一期第二班班主任，我和李方立为副主任。⋯⋯

丁玲交待我们，这个班的任务，主要是改造思想，要用一半的学习时间和工农在一起生活。1953年初，我和李方立带领二班学员下乡下厂。我带龙世辉、张凤珠、李仲旺等九人到青岛国棉六厂。这是劳动模范郝建秀所在的纺织厂，纺织工业部已小编综合来说了郝建秀的工作法在全国推广。我们分别在各车间参加劳动，参加**、团、工会工作。

6月，我们返回文研所。以后，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所部叫我小编综合来说第二期第二班的工作，我想到李又然老师在教学中的几件事：

李又然讲语法修辞时，讲到李清照的词“人比黄花瘦”，他说：“你们看，我的脸比黄花还瘦。延安整风时，他们用香头儿**的鼻子。”用南宋女词人的词和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遭遇相联系，风马牛不相及，联系不起来嘛。

又有一次，玛拉沁夫拿着李又然选的两篇作为教材的作品，一篇是鲁藜致阿垅的诗《要区别开来》，一篇是匈牙利作家写的**《可笑孰甚》，问我：“李老师选这两篇作品当教材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也感到莫名其妙。

二班同学议论李又然生活中的事，是可以理解的；教学中的问题则涉及到原则。我在小编综合来说工作时用正面的语言写到：本所教师授课最好有个经过集体讨论的教学大纲，不要随意性太强。这个小编综合来说激怒了两三位教师。所不便召开会议讨论二班小编综合来说的问题。三位教师厉声批评我，马烽、邢野保持沉默，田间揽过责任说：“这小编综合来说是我叫人印发的。”丁玲在会中走来走去最后说：“我们的水平都不高。”

过后，丁玲在多福巷家中设了一席便宴，李又然见我坐在席上扭头就走。丁玲说：“他有病，我们吃我们的。”这时我才想到丁老师可能是想在席间淡化这一问题的矛盾。

附记：摘自于徐刚《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孙用翻译的以《春天的歌》为总题目的戈尔札克**七篇，于1931年，由中华书局按现代文学丛刊印行，计266页；不知道家父李又然当年选用的是否这个版本——七篇**的各题目为：⑴可笑孰甚；⑵毫无趣味；⑶打倒清洁；⑷堂倌者人也；⑸职业；⑹春天的歌；⑺讲文法的一课。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就不把戈尔札克的**《可笑孰甚》找出来，看看因为什么值得一读，读者愿意就找来读吧。

鲁藜的诗，现在读来依然令人震撼，很适合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日后作为文学编辑阅读，从那时到目前，很少有如此肝胆的文艺批评，更何况是用诗来写的。马拉沁夫那时年龄小，不谙事理，不足为奇。徐刚作为第一期第一班学员、第一期第二班副主任，以“原则”要挟教员，显然不讲“原则”，不懂“原则”。其实有必要把鲁藜的这首批评诗、哲理诗找出来给读者看看，何谓坚持“原则”一目了然。

八一道革命、齐跻文坛、共同抗战、赢得解放的师友同事，新**成立后可争执的教与学和名与利太多了，扣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及腐朽生活方式的帽子，是极左年代的最卑劣手段，无须任何事实而以思想揣摩定罪，一定一个准儿。整人的人如此整人，挨整的人如此挨整。

文学界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教与学，名与利，在**文学研究所、**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无论怎样表面不说、几番更名，也无法回避和掩饰实质，而其中每一个教员工作的态度和生活的细节，足够学员牢记一生，历经波澜的几十年后也多有回忆。

周永珍：《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先生悄然离开人间，倏忽已半年，他那模糊的身影，常晃动在眼前。

认识李又然先生，是在1952年。那年暑假，我毕业分配在文化部**文学研究所学习。一天，上世界文学课，李又然先生来到我们教室，他面庞清瘦，微突的眼睛带一点血丝，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稍大。他讲话态度和蔼，面容慈祥。他允许同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的时候，同学公开提出相反的意见，他不生气，还说：“好啊！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思考么！”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当时文学研究所分在两处，一部分在鼓楼东大街，一部分在什刹海后海南河沿。先生住在鼓楼，我们学习住宿在什刹海，除去上课，有的时候上晚自习，先生也到我们这边来。大家围坐在先生周围，请他讲述文学**的名著和故事。还有的时候，我们湖岸散步、竞舟湖心，先生或夹在同学中散步，或倚栏观看。同学们都很爱戴他，有的背地里称他李妈妈。这并非有丝毫贬义。人们习惯说，严师如父，可是先生却慈祥得像个母亲。

三个月的授课过去了，要求每个同学交一篇论文。我写了一篇什么，题目和内容全已忘记，但是记得受到先生的特殊嘉奖。因为当时我想离开文学研究所，先生不加另眼，反给予鼓励，我深深敬仰先生的为人和修养。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先生被下放到河北农村，此后一别二十年⋯⋯

1978年底，一位外地同学来找我，一见面便告诉我，李老师住在北京。我们决定一同前去看他，乘地铁在翠微路下车，进了一条巷子，曲折向北向西，来到一间面朝北的房子。门口是用木板搭盖的挡风阁子，两间简陋的小屋，可以避风雨。室内凌乱地放着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房间正中放着一个装了烟筒的蜂窝煤火炉，先生贴近火炉而坐，两手拥抱火炉取暖。他只穿了一身破旧的蓝色棉衣裤，目光呆滞而无神。因多年不见，我们报了姓名，先生才嘴角微动，以笑作答。我们伫立良久，不知说什么才好，还是先生说：“你们坐吧！”我环视四周，没地方可坐。还是那位同学搬来了一条木凳，才开始了我们的谈话。我问先生：“您好吗？”先生说：“好，还好。”声音是那样的低沉，我顿感心酸。我们问到先生的近况，过去二十年的经过，先生回答极简单，也毫无怨言。我们谈到先生过去的妻子，因为彼此都是熟识的。先生说：“是我对不起她！”先生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不会交绝而出恶声的。

我们想在先生身边多停留一会儿，约他一同吃饭，先生表示同意。在颠簸的土路上，我们分别走在先生的两旁。初见到他的时候，那种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送先生从什刹海回鼓楼东一样。来到一家餐馆，顾客寥寥无几。我们选了一张靠近火炉的位置坐下，要了几道菜和少许葡萄酒，缓慢地用着。先生很少说话，他端坐，背已略驼，目光竟变得深邃而平静了。

辞别先生归来，行路更加颠簸。我们默默地走着，只有天边几颗寒星，点缀着，这初冬的北京。

此次见到先生以后，唯一希望的是，能看见先生更多的文章。1980年1月，《**日报》发表了先生追念冯雪峰同志的悼文《比我淋更多的雨》。仅看题目，我的双眼就已被泪水模糊了；文章虽短，意味深长，我仿佛见到先生在雨中被淋着，头发散乱，脸上淌着雨水⋯⋯

先生1906年4月16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与人合伙开鸡鸭行的商人家庭。他在老家慈溪长大，十几岁回到上海进钱庄做学徒、银行当练习生。20年代末，他刚到欧洲留学不久，即在巴黎参加了法国共产**，其间秘密为《赤光》撰稿，与罗曼·罗兰通信，与艾青相识，也从哲学转向文学，自然更染上了有《马赛曲》风范的人道情怀。从30年代初回国到抗战，他积极而无畏地从事世界语者运动和反战工作，终于得以在1938年3月10日抵达延安，直到八年以后，随部队行军至东北开辟解放区，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他的散文名篇以及结集大多属于——战争年代的沉雄犀利的战士美文，即《国际家书》和《伟大的安慰者》。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将近三十年间，先生自进入**文学研究所以后，就几乎再没有安定过，在运动中历尽磨难，先后两次九年下乡劳改，73岁那年才得以**。他以最后的力量向人生终点冲刺，拼力写出一批散文与诗，在报刊上发表，但终因已身心憔悴，于1982年住进了医院，从此一病不起，1984年11月13日长逝，享年78周岁。令人遗憾，由丁玲、陈企霞先生分别作序的《李又然散文集》的正式出版，已是李又然先生身后之事。

是的，永志不忘，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先生的一生，忠于祖国，热爱**，追求真理，学贯中西；他豁达大度，助人为乐，心地坦诚，诲人不倦，是一个真正的共产**。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附记：原载于1985年7月15日《江城日报·松花湖副刊》。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李又然同志于吉林解放初期，在我市工作和生活过，主持筹建过吉林省文协，主编过《文艺》周报、《文艺月报》。本刊曾于1982年初夏，派人进京邀他撰写《江城琐忆》文章。不料他因病住院，未能如愿；更未料到他一病不起，两年后溘然长逝。现发表周永珍同志文章，为**纪念。

孙肖平：《**作家的摇篮》 接到鲁迅文学院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后，不禁有些激动。阔别已久的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顿时又有声有色地出现在眼前：

丁玲老师的**和她那富于魅力的独特见解，像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朝气蓬勃的**们；

冯雪峰用让我们无论怎样使劲听也听不清楚的浙江土话讲鲁迅的作品和人品；

胡风每每上课必定带着夫人梅志，师娘当年漂亮得像电影演员，让年轻的学生不能聚精会神地听课；

罗曼·罗兰的学生李又然，不知他为什么每次在讲课前，总要穿裙子的女同学把腿并拢些，他讲课的语言，像他的散文一样精练、准确、优美；

艾青对同学严厉得有时要骂人，他听说有人对**诗歌传统不够重视，就在课堂上火冒三丈：“母亲就是长得丑你也得喊她娘⋯⋯

附记：节选自孙肖平《清明》2001年第5期。

赵郁秀：《完全扭转了对他的偏见》 1953年9月7日，**文学研究所于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红油漆大门内新建的教学楼举行了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

⋯⋯我们开学，郑振铎第一个登上了讲台。他的古典文学课，持续两个月，先后共四讲——第一讲：为什么和怎样学古典文学；第二讲：**古典文学的诗歌传统；第三讲：**古典文学的戏剧传统；第四讲：**古典文学的**传统。这之中穿插有：李又然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冯至讲《唐诗》；阿英讲《元曲》；宋之的讲《西厢记》；聂绀弩讲《水浒》（一共四讲，每周一讲）；连阔如讲《水浒》人物塑造；路工答问《水浒》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11月15日由冯雪峰对历时月余的《水浒》学习、研讨进行小编综合来说……王亚平讲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

今天，我翻阅这些讲义，那泛黄的白纸现出的钢版刻印的蝇头小楷字字清晰，而且，错漏字像米粒大的校字，也工工整整，真不亚于今天的电脑打字。当年，不仅有讲课讲义，而且，还有《诗经》《楚辞》《唐诗》《元曲》以及希腊史诗、戏剧等油印本。教务处的速记员王伟，整理文稿的许显卿、朱靖华、王文迎等以及刻蜡版的老先生们，该付出多大的心血呀！

同游国恩先后讲《诗经》的李又然是本所老师，曾经留学法国，罗曼·罗兰的学生，举止行动也带洋味。他的夫人是本所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时任《文艺学习》编辑，辅仁毕业的北京青年，刚生一女孩，家里总挂着窗帘，谁也不敢进去。传说他是延安时被称为萧军、塞克等“四大怪”之一。但是，听他讲了一堂《诗经》，使我们完全扭转了对他的偏见，同时也明白了**留洋者，大多是从小读四书五经、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后来，他讲罗曼·罗兰，更使我们佩服了。同这两位“讲经”老师迥然不同的是郑振铎。他，高大魁梧，戴着深度眼睛，一身毛料中山装，俨然**官员，但是，他放开洪钟似的声音讲课的时候，又纯是西谛学者风度，皮包桌上放，很少打开看，一、二、三，A、B、C⋯⋯小节大题、条理清晰、满腹经纶、无一废话，11:30准时下课，真是**古典文学的一部活字典。

附记：摘自于赵郁秀《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他的夫人⋯⋯刚生一女孩”一句，原为“他的夫人是本所工作人员、复旦毕业的上海青年，刚生一小孩”是错误的。

九文学数字谜。有人一分钟、一个字地算计过家父李又然在**文学研究所的课时和讲义；公木、沙鸥之流为此可怜地写所谓讽刺诗在《**日报》《文艺报》《诗刊》上发表，应景同时为保全自己，对李又然实施落井下石。也可以说，整人的人对于挨整的人采取的办法就是文学数字谜——每一分钟、每一个字地算计挨整的人在**文学研究所的课时和讲义。这样**尔族少女辫子多，有多少顶帽子也会给你扣上，左派、右派都是一个你。

现在，几十个人的回忆，几十万字的记载，《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却很少有人写到当年**文学研究所师生抗美援朝以及赴桂土改时的经历。在我搜集到的所有文字中，作为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暨广西省委直属部门干部混编土改工作团第二团成员的陆地、胡昭二人，他们回忆得最多：亲切而翔实，直接而可信；将此文收入文集的也是陆地、胡昭。

陆地：《这里冬天如春季》 新**成立初年——1951年的冬日，**直属机关单位组成的土改工作团，一行名人、专家，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文学研究所的教授、讲师以及男女学生等百数十号人，南下广西边地，来参与广西省委直属部门干部混编土改工作团第二团的工作（广西省于1958年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改工作团，选定于省会南宁市郊的邕宁县第十三区****所在地老口圩，临时驻地坐落在对河岸边一座孤立的村小学校旁边的居民点麻子畲村屯。

从这儿，左，江船可通至睦南关（友谊关）、龙州的左江；右，航程能达百色州府（百色市）的右江——两大江河的交汇码头，故得名称“老口”，它是闻名遐尔特产良种鱼苗的供销圩场。

土改工作团的负责干部是来自北京即**的：**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胡绳（马列主义理论家、曾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吴寄寒（笔名吴江）；全国文联戏剧家田汉（《国歌》的词作者）、安娥（《渔光曲》的词作者、田汉夫人）；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毓；**文学研究所教授、诗人李又然；还有，全国文联的诗人艾青，画家李可染、张光宇，音乐家江定仙；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亚洲北京总会秘书长唐明照（后出任**副秘书长），等等，分别担任正、副团长和各中队正、副队长的名分。本地干部——广西省委的人，有：广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广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处长肖寒，广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谢芳春，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陆地，等等。

工作团的工作区，分布下到各乡各村。第一中队胡绳、吴寄寒领头到扬美、下楞的乡镇；第三中队艾青、唐明照、陆地和张志民一道，在和安、华安、灵湾村和石埠镇等。全区村镇濒临大河；和安、华安两村一带为橄榄树林植被所覆盖，林木浓绿茵翳，枝干银白光洁。呈现一片幽雅宜人的风光，大大令人叹为观止。此时，正值北国数九寒天季节，冰天雪地。不想在此南方却暖和如春。诗人艾青灵感敏捷，脱口沉吟：“不必为我寄寒衣，此地无冬如春季。”乐得大家哈哈欢笑，引起同感共鸣。

再说，此处不仅每年春汛水暖，适宜孵化鱼苗而引来远地贩苗行商聚集采购的热闹，并且另有民间歌谣野趣的习俗，引人喜闻乐见。饮誉全国的《刘三姐》歌剧那场脍炙人口的对歌，其中一组为人传唱不衰的曲词，就是吸取此地平民百姓素所耳熟能详的曲谱。

记得土地改革运动闹了半年之后，广大贫下中农次第从奴隶翻身成了主人。北京**的来人，即将北归京华之际，主客在车站月台握手依依话别，一位燕京大学女学生薛传钊，情不自禁，意味深长地面对敬重的新知友好，悄声吐露衷心的话：“我⋯⋯人家真舍不得这块美丽的南方啊！”

不好否认，就因这句无奈惜别的心声，竟成了牢记在心的人十年之后，酝酿绽开灵感之花，文苑上呈现一部借以为名而被人传诵的长篇**。

瞬息半个世纪过去了。1997年，一位正在要着手撰写“郊区志”的覃芝馨学人，接受区长罗世敏同志的拟议，将要在郊区开发度假村作为旅游景点，并且兼建培养青年一代文艺人才的“创作之家”，以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事业的同步发展。特意邀我——过时的老人一道，趋赴胡绳等文化名家当年在那儿留下足迹的扬美古镇，**览胜。古镇换新颜，千言万语都难道尽世态的沧桑。

附记：摘自于陆地著《乡谣·序》（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5、怎么军事却不行？

历史上，宋朝，文化与文明建设，以及经济发达水平，堪称世界一流，当然，军事武器装备都是世界最顶级的，打不过辽、金，灭亡于蒙古，缘于错误的治国方略，“联金灭辽”以及“联蒙灭金”的战略错误，自己的战略决策把自己送上**亡之路！

北宋，被称为“**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 文艺复兴，应该是文化、文明建设的高峰期，确实出现了，**文学史上又一个文学高峰；代表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峰的文学体裁，上古神话，先秦诸子百家，汉赋，唐诗，宋词，宋词的出现，文学又呈现了一个文学高峰，空前绝后，领先世界。

北宋，无可比拟的经济革命，据经济学家测算，北宋时期，**的经济水平为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那为什么？作为一个文化、经济发达的大国，而遭受北方文化、经济并不发达的辽、金部族的吊打呢？

主要原因在于， 终宋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分权制的军事体制自认为正确，而实际误国、误民的问题。

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以掌握军事实力的军事将领，趁后周国主年幼，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登上帝位，因而惧怕历史重演，“杯酒释兵权”。

因而，抑制武将，重文轻武，军事上，以不识军事的文官统率军队，且统兵之官，定期轮换调转，造成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确达到了赵匡胤所忌的武将拥兵自重、**夺皇位的目的，然而，极大的削弱了古代亲兵亲将传统的军队的战斗力。

大家熟知《水浒》中，大文豪苏轼家僮出身、毫无军事才能的高俅，身居相当于今天的**长之职——太尉，虽然《水浒》**中丑化了的，历史上是实有其人其事的！

而且将军队分为禁军——**军，为军事主力，主要护卫京城，分散兵力驻各地，监视地方；遇有战事，领兵将军临时选调，并不了解掌握部队情况，且有统兵文官、宦官监军，决策折腾来折腾去，战机稍纵即逝，怎容时间，虽然禁军兵力最高曾达120万之巨，但是，形不成强大有力作战能力，使战斗力大打折扣，犹如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地方军厢军及州府兵、县丁，皆农夫、市镇游民，毫无战斗力可言。

因而，宋朝，已进入封建社会先进的文化、经济实力大国，当时位居世界一流，而军事实力，却是与文化、经济大国不相符，兵员虽多，为不战之兵，将军亦广，而无能战之将，一句话，将熊兵弱。

对文化、经济落后的，处于落后宋朝封建社会一个社会形态的奴隶社会的游牧民族，辽、金、蒙古本身弱小的民族，反而变成了强悍的“马背民族”，在错误的治国方略、军事体制下，不堪一击，唯有以先进的生产力产生的发达经济财富，源源不断的输送财富以求和苟且。

“联金灭辽”，导致北宋灭亡的最大战略错误，辽国存在，是金国攻宋的缓冲区，金辽战争，大宋，坐山观虎斗，两败俱伤，一举出击，杀无力还击之败军，最大赢家是大宋帝国，何乐不为！

“联金灭辽”，把辽国缓冲区丧失，为金国“为虎添翼”，自己把“最大赢家”拱手送给金国，自取灭亡，呜乎！

面对强敌，不思进取，改革治国方略、军事体制，甚而采用“联金灭辽”以及南宋“联蒙灭金”同样的的错误战略，乃至丧权辱国，民族气节尽失，卑躬屈膝，自称“侄皇帝”、“儿皇帝”苟且偷生，以至最终造成徽钦二帝北虏五国城，落井观天，强大的北宋帝国消亡，留下先进发达国家不敌弱小落后民族的历史笑话！

恶性循环，进而导致南宋于蒙古摧残下，演出崖山陆秀夫背负幼帝蹈海悲剧，灭亡于蒙古，呜乎，呜乎唉哉！

仅供参考。

• 1、2020景德镇学院专升本考试大纲，宋朝的经济如何？
• 2、急求八年级下册**教育出版社的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复习资料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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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景德镇学院专升本考试大纲，宋朝的经济如何？

宋朝“积弱”说再认识

2014年04月30日 来源：《文史哲》2013年6期 作者：李华瑞

内容提要：宋朝“积弱”之说本自宋人，也是元明清乃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前较为一致的看法，并非因20世纪初**受**国家欺凌才被特别提出。宋朝“积弱”也不意味着宋人不能打仗，实际上从战争的防御战角度来说，宋人反击辽西夏金元的“侵略”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为什么宋以后历代都说宋“积弱”呢？究其原因有三点：一是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时间内灭亡。二是在所谓“和平”对峙年代与辽、西夏、金和蒙元的交往中(特别是南宋)又常常扮演乞求、赔款、苟且、退让等屈辱的角色。三是虽然宋打防御战颇有战斗力，但是宋的防御战都是对侵略者深入国境之内的顽强抵抗，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并不能阻击侵略者于国境防线之外。一个常在国境纵深地区进行顽强抵抗侵略的国家，不论抵抗有多么的卓越，也不能不是“积弱”的反映。宋朝“积弱”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军事能力的强大与否，而是统治者主观运用客观实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一种反映。

关 键 词：宋朝 积弱 源流 防御 攻防战

作者简介：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积贫积弱”是20世纪初以来对宋朝历史的一个基本评价，近一二十年来学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亦有所回应①。对于积贫，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由国家政策和政治体制导致的积贫问题与衡量经济文化发展简单的等同起来”。也就是说，“积贫”实质上是财政入不敷出的表现，虽然宋人未有直言“积贫”，但是宋人所言的“财匮”、“财困”与“积贫”可以看作是同义词。对此学界已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②，无需多言，下面仅就“积弱”问题再谈几点看法。

一、宋代“积弱”说的源流

有学者认为“积贫积弱”成说的出现，与晚清以来**备受**欺凌之时代背景有关③。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积弱”一说本自宋人，宋人所言的“积弱”又往往包涵着现今指称“积贫积弱”的意义(详见后论)，而且“积弱”也是元明清历代对宋朝的基本看法。

宋人的说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始于南宋人对北宋历史的反思。吕中说：“元昊所以敢于凭陵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积弱之故。”④方凤说：“国家惩鉴五季，一意儒臣，尾大之弊虽除，然酿成积弱。”⑤

林亦有相似说法：“国朝立国之势，自建隆立极以来，臣民习于宽厚，风俗狃于治安。天下之势，近于委靡而不振；朝廷之制，几于废弛而不举。兵骄士弛，吏玩财困，积弱之弊，识者痛之”⑥，“嘉祐以来失因循，嘉祐、治平以来积宽之弊，转为舒缓积弱之弊，流为安靡。天下之务，几于柔软而不振；朝廷之制，几于废弛而不举。皆因循之过也”⑦。

二是南宋人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认知。王炎在与洪适的信中论及南宋的国势说：“炎以为天下之事，强则易振，弱则难立，积弱则难立也滋甚，何者？势不便而气先索也。”⑧魏了翁说，南宋以来由于权臣以和戎之名“**持国柄，士大夫靡然从之，堕**崇雠，损威纳侮，卒之国势积弱，士气剥丧”⑨。真德秀在宋理宗初期上奏疏强武备时说：“圣明在上，躬履节俭，无横恩，无滥予，独不可举之以修武备乎？况以国势积弱之余，不若是，无以奋张而兴起之。”⑩

另外，宋人虽然并不一定使用“积弱”一词，但在与辽夏金(蒙)元相比较中体认宋朝处于弱势。宋仁宗时期，韩琦慨叹宋军“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11)。富弼在向宋仁宗《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比较了辽与宋的国势后痛心地说：“北敌之强既如此，**之弱又如此。”(12)宋神宗时期欲变法有为，王安石虽然一再用“四夷皆衰弱”(13)来安慰宋神宗，但他也体认到：“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14)北宋末期金灭辽、进攻宋之后，大多数士大夫都切身感到宋的兵弱，有的大臣对金军产生了极大的畏惧，《靖康前录》载“李邺归自贼垒，盛谈贼强我弱，以济和议，谓贼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如累卵，时人号为‘六如给事’”(15)。宋钦宗“遣宇文虚中往敌营报书”则直陈：“彼此强弱之势，则本朝兵力寡薄，难以迎敌。”(16)建炎三年(1129)，大臣慨叹：“今夷虏日以盛强，**渐致衰弱。”(17)南宋中后期宋的弱势，更是士大夫们的共识，黄震参加修撰宋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时，指出当时的四大弊政“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18)。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南伐”，召见宋降将杜瑛“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19)文天祥《御试策》中分析南宋国势时指出：“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兴，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20)

至于金元明清人对宋的看法，金朝在与宋共谋海上之盟的过程中，已深知宋朝“兵弱”(21)，金哀宗在其临灭亡之时还轻蔑地说：“北兵(指蒙古)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22)

元朝刘岳申说：“宋视汉唐，内无女色、阉寺之祸，外无强藩、外戚之变，经学不为无功，而国势不免积弱。”(23)元朝史臣《进宋史表》云：“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24)对此评价，明人陆深以为：“宋之国是，实符斯言。”(25)

明朝人唐顺之在《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中云：“神宗为九军似矣，……可知**纵开阖，进退出入，决善政也，积弱累败，至于丧亡，宜哉。”(26)明万历年间魏学曾在接受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时向执政上书说：“虏自欵贡来，疆吏相袭苟安，惧开边衅，而武备日不竞，此宋人积弱之渐也。”(27)

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宋的军政时说：“岐沟一蹶，终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与否，藉其教之，亦士戏于伍，将戏于幕，主戏于国，相率以嬉而已。呜呼！斯其所以为弱宋也欤！”“若夫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28)

清朝乾隆时期君臣对宋朝的积弱有较多评议。编纂《续文献通考》的大臣云：“马端临作刑考，其序略曰：‘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则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盖见宋承积弱之余，法不振而人多玩，故为此论也。”(29)其后四库馆臣在为宋人数部著作的提要中使用积弱来形容宋的国势，如王安石《周官新义》提要云：“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30)《何博士〈备论〉》提要云：“夫宋之衅，由于用兵，而致衅之由，则起于狃习晏安，废弛武备，驱不可用之兵而战之，故一试而败，再试而亡。南渡以后，卒积弱以至不振。”(31)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提要云：“珂处南渡积弱之余，又当家难流离之后。”(32)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言及宋的积弱。他对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出使契丹议岁币**有如下一段评议：

富弼至契丹议增币，拒称“献纳”二字，契丹遣使与弼偕来，帝用晏殊议，以纳字许之，目贡献义同，纳亦贡献之谓。富弼争执再三，稍有丈夫气，而其时宰相畏懦，务为苟安，仁宗又急图了事，遂至名实俱亏。积弱之势既成，益见其恹恹不振，诚可笑耳。(33)又在《南城》一诗中评议宋金海上之盟道：

道旁古南城，城废存土阜。云米(宋)拒契丹，筑此夹河守。和金计灭辽，唇齿患互受，外夷尚知此(谓高丽对宋使言)，小利目前取。讵惟失河北，汴亦不能有。国势成积弱，况复政多咎。方士及权奸，岂堪偻指数(叶)。虚内乃贪外，屋丰家蔀。五国固其宜，炯戒传不朽。(34)

近代以来，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35)。漆侠先生对积弱是这样界定的：“这就是封建统治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对外日益无力抗拒辽夏的侵扰，从这两者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之，积贫、积弱不仅是封建国家的外部标记，而且透过积贫、积弱的现象，还可以看到整个政治经济当中的复杂关系。”(36)1963年翦伯赞主编《**史纲要》第三册(邓广铭先生执笔)存叙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内容时亦云：“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港台学者对此也有所论列，如1989年林瑞翰在《宋代政治史》的结论中说：“世或以宋代先则见欺于辽，继则见欺于金，终为蒙古所灭，而谓宋代兵力之积弱不振，盖肇自集权政策之弊。”(37)

当然，对于宋朝的整体估价，从北宋中期以降也多有赞誉，程颢所言“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38)，就比较有代表性。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盛赞两宋文治超过汉唐：“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吏以仁为治，而苍鹰乳虎之暴，无所施于郡国；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结驷之侠，无所容于闾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独其弱势宜矫，而烦议当黜，事权恶其过夺，而文法恶其太拘。”(39)则是旧史家较为客观的评价。20世纪初以来，学界颇推重宋代研究，“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40)。而口美学者从宋代为**近世开始的角度，对宋代经济文化给以高度评价(41)。

但是正如前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讨论宋代积弱，是从北宋中期至清历代对宋的评价，并不完全与晚清以来**备受**欺凌之时代背景有关。也就是说，宋朝积弱和宋朝经济文化发达是评价宋朝历史地位的两个方面，笔者曾说过：“不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宋代的历史地位，都不应以一个方面掩盖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既不能以‘积贫积弱’来概括宋代的全部历史特征，也不能仅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取得巨大进步而忽略宋代历史存在的‘民穷’‘财匮’和积弱不振的基本事实，偏废任何一面都不是对历史的客观评价，更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42)

二、宋与辽、西夏、金、蒙元的攻防战

根据上述，对于宋朝的积弱，一般有两种认知：一种是指宋朝在军事能力上的积弱，一种则是指宋朝国势的积弱。目前讨论宋朝积弱问题，对这两种看法都有学者提出质疑，特别是对于宋朝国势积弱的说法。道理很简单，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非辽西夏金蒙元所能比拟。至于对宋朝军事能力的积弱，过去人们往往叹惋其不武，而近年有学者以为就国防而言，宋代不见得“积弱”，但似未有专题的讨论。

其实宋人不是不能打仗，过去论者在论及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时，往往多注意双方的进攻战，而对双方的防御战，特别是在辽金蒙古深入南北宋境内后宋军反击侵略的防御战，则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纵观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的重要战役，若以进攻和防守这两种战争基本形式和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来衡量，宋的军事失败基本上都发生在宋发动的进攻战役方面，而宋在境内抵抗来自辽、西夏、金、蒙元进攻的防御战，则宋军多能取得颇为不俗的战绩。

先看宋辽战争(43)。从979年宋发动收复燕云地区的高梁河战役到1004年辽进攻宋，在澶州城下订立和约，长达25年，其间北宋主动进攻的高梁河之战(979)、雍熙北伐(986)包括岐沟关之战、陈家谷之战、君子馆之战三大战役均以宋方大败告终(44)。

防御性战役有：满城会战(979)辽大败，瓦桥关—雄州之战(980)辽军小胜但未攻破宋军雄州城，辽军亦受创。辽在河北、河东先后三路南侵(981)，皆败。徐河之战(989)辽败，裴村之战等(999－1000)宋败，遂城之战(1001)宋胜，望都之战(1003)宋败(45)。

澶渊之役(1004)，辽深入宋境，宋在军事有利局面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其后直到宣和二年(1121)宋徽宗欲谋复燕云之地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宋辽间未发生直接战役。宣和四年(1123)，宋军两度由南向北进攻辽军把守的幽州城，大败而归(46)。

第三，宋与西夏的战争。自公元982年李继迁反宋至北宋灭亡、金占领宋陕西诸路、宋夏脱离直接联系为止，在近150年的时间里，双方处在交战和敌对状态的时间约占四分之三以上。但李继迁时期对宋的进攻，因其自身力量很有限，宋夏之间的战争尚没有明显的战略意义上的进攻和防御。及至元昊反宋，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宋夏间三次大的战役：三川口之战(1040)、好水川之战(1040)、定川寨之战(1042)，虽都因西夏侵宋而爆发，但具体战役则是宋军主动出击迎战西夏，元昊则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加以各个击破，宋军惨败。

宋神宗时期实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对西夏展开积极进攻。绥州啰兀城之战(1070－1071)、灵州之战(1081)、永乐城之战(1082)均以宋军失败而告终。其后西夏挟永乐城大胜的余威，数次围攻北宋边城兰州，兰州城坚，西夏不能克。宋哲宗绍圣至宋徽宗政和时期对西夏依然采取进攻的态势，但不是采取大规模征伐主动进攻的形式，而是采取在宋夏边境西夏一侧进筑堡寨，步步为营，蚕食西夏。西夏力图阻扰宋的蚕食，遂爆发具有战略决战性质的争夺平夏城战役(1098)，西夏是主动进攻一方，宋取得平夏城保卫战大捷(47)。

再次，宋金战争。从靖康元年(1126)金发动第一次灭北宋战争至1234年金灭亡，在近110年间，可以1141年订立绍兴和议为中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宋金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宋军全面溃败望风而逃到逐渐砥砺抗衡金军的过程。“自金虏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48)，“挟劲骑，直越燕赵，躐齐鲁，遂至句吴以观南海。中有大河、江流、孟门、太行之险而不能为之限，所过城邑，无不开门迎劳，行留自恣，莫敢袭逐”(49)。其间金两次南下攻取东京，南宋建炎年间两次渡江以及富平之战(1126)，是两宋遭遇击溃战的典型战役。建炎以后，南宋军抗击金军值得一提的战役，据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八月立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格目(50)，其中绍兴和议前被列为战功的有五处：“张俊明州城下(1129－1130)、韩世忠大仪镇(1134)、吴玠杀金平、和尚原(1130、1133)、刘锜顺昌府(1140)五处，依绍兴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指挥。”(51)由于绍兴十年(1140)九月秦桧当政，这五处战功没有包括已被关押的岳飞指挥的郾城之战、颍昌之战(1040)两次战役。有研究者以为：“南宋绍兴时，宋军五次大捷，即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绍兴十年(1140)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岳家军进行的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都是大败完颜兀术亲率的金军主力，而吴玠指挥的则属前两次。”(52)前一阶段除了宋军防御反击取胜战役外，靖康元年宋金太原之战异常惨烈，宋军在王禀率领下阻击金军西路军于太原城下250多天(53)。

后一阶段，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隆兴二年(1164)，爆发第二次金宋战争。此次战争有四次重要战役，即胶西海战(1161)、采石之战(1161)、德顺之战(1162)和符离之战(1164)。前两战是完颜亮打着混一天下的旗号进攻南宋，以金军的失败而告终；后两战是宋孝宗欲恢复故土北上攻金，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双方签订隆兴和议(54)。其后宋宁宗时韩侂胄主政，积极北伐，开禧二年(1206)南宋在宿州和唐、邓一带向金发动进攻。金亦分兵六路侵宋，宋军惨败。宋理宗绍定六年至端平元年(1233－1234)，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

最后看宋与蒙元的战争。从金朝灭亡的第二年即1235年，蒙古军以宋军收复三京，破坏宋蒙同盟关系为导火索，向南宋大举进攻，至1279年南宋灭亡，在长达45年的宋蒙战争期间，可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60年)和宋理宗赵昀病逝(1264年)为标志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虽然蒙古军向南宋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开辟了全面对宋作战的战场，摧残了长江中上游地区若干大中城市，但总的说来，蒙军建树不大，南宋军队在巴蜀、荆襄、江淮三大战场有效地阻击和重创了蒙古军的进攻，其中孟珙指挥的江陵之战(1236)、邓穰之战(1240)、黄州保卫战(1237－1238)，杜杲杜庶父子**守安丰之役(1237)，王安指挥的寿春争夺战(1244)，余玠领导的嘉定会战(1252)都是宋军取胜的重要战役，特别是1259年王坚和张珏指挥的钓鱼城之战大捷，重创蒙古军，蒙哥汗**于是役。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以后经过几年的准备，又开始进攻南宋，1269－1273年的襄樊战役宋军战败，同时宋金对峙以来，南宋藉以为国的巴蜀、荆襄、江淮三边守备也被蒙元军切割，至此南宋的防御体系溃乱不堪。1273年，元军发动全面灭宋战争，在两淮郢州、沙洋之役，湖北阳逻堡之役，江淮芜湖丁家洲之役，荆湖南北之役等重要战役中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宋军，1275年迫近临安，宋军又在焦山之战中大败于元，“宋军大溃，数十万众，**亡几尽”(55)，“自是宋人不复能军矣”(56)。翌年二月，宋帝出降。其后，虽有一二忠良起兵勤王，为宋坚守，但犹如大厦将倾，已非一木所能支撑的了(57)。

从以上史实来说，宋朝在战争进攻和防御两个战略方面，其防御战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因而在观察宋朝“积弱”问题时，应当充分估计宋朝在防御战策略中取得的不俗战绩。

三、宋与辽西夏金元攻防战优劣评析

以上简要叙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宋与辽西夏金元的战争总体上说，宋大多处于守势，但也有多次积极进攻的情况发生：北宋太宗、徽宗对于燕云地区的经略，北宋仁宗、神宗对西夏的战略进攻，南宋欲复北方故土而展开对金的数次北伐战争：岳飞四次北伐、宋孝宗隆兴北伐、宋宁宗开禧北伐、宋理宗端平入洛。宋的进攻战多以失败甚或被击溃而告终(58)。

那么，宋进攻战败多胜少的原因何在？以往学界已多有讨论，除去从军政角度小编综合来说的有“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军法的废弛，军政的腐朽，军纪的败坏，官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对骑兵建设的轻视，实行以文制武，兵权的分散”等原因外(59)，还从宋朝立国的形势加以探讨。南宋理宗时人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国势论》中集浙东学派、朱熹等人的议论，早有深刻的分析：

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国势之有强弱也。……而国势之所以不若汉唐者，则有由矣。盖我朝北不得幽冀，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关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为强，通漕以为利，此国势之弱一也。这个分析，即是20世纪学界所强调的，宋朝立国缺少与草原民族一争雄长的两个条件：一是以长城天险为依托阻御草原民族牧骑南下，以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二是据有一片草原，繁衍马匹，编组为骑兵，主动出击，以机动对机动，以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国力为基础，终于战胜对手，成为国势强大之王朝。学界也大多认为：“北宋与边疆民族在兵种上，特别是骑兵力量上的差异，是其在军事上不能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作为宋辽战争主要战场的河北平原的地理环境，又强化了这种观点。确实，这两种理解模式均有高瞻远瞩，与事实若合符节之处，其影响力历久不衰，本身就是对这点一个很好的说明。”(60)

宋朝所处的时代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充当着战争舞台主角的时期，虽然北宋初年就发明并使用了火器，**古代战争从此进入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但在仍以冷兵器为主的战场上，骑兵以其行程远、速度快、机动性强，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作战等优势，充当着主要突击力量。这也是因为，就力量而言，骑兵是人力和马力之合(61)。对此宋人早有深刻的认识：“马者，兵之用，国之所恃以为险者也。有国以来，未尝无马，国多马则强，少马则弱。”(62)由此审视上述宋与周边政权的战争，恰恰说明了进攻战非宋之所长，受其所限，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这些讨论，有一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即虽然宋初失去长城天险，但西部广大地区在西夏崛起之前，**项、吐蕃等族分散而居，尚没有形成**的政治力量，或者说没有形成直接让中原王朝感到威胁的力量，河湟、河西、河套、银川平原，乃至鄂尔多斯高原都有丰美辽阔的牧场，如果着力经营，完全可以组建与契丹抗衡的骑兵武装，“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以安西都护府羁縻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兵更戍，而凉州置使节度之”(63)。但自宋太祖至宋神宗朝，对西部基本采取的是放弃政策(64)。张方平在回答宋神宗“问祖宗御戎之要”时说：“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环州董遵诲、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65)是故，明清之际的顾祖禹说：“宋关中戍守不越秦、凤，熙宁以后始务远略。”(66)

在河北一线，宋太祖对契丹境内的燕云地区也是采取了一种防御为主，而不是如学界一般认为必欲收复的积极进攻政策，实际上，后周世宗进行统一战争时是把吴、蜀、幽、并，并列为统一对象，而宋太祖则是把北敌分成两个明确的概念，即河东北汉是卧榻之侧必欲消除的“他人家”，而燕云则属于如何处置的边患问题。笔者在讨论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时曾指出：“以往武断地说‘宋初置燕云于不顾’，固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但若说宋太祖君臣制定的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方针包括兵取燕云也是缺乏事实基础的。实际上宋初的先南后北只是针对太祖不满‘小天下’而言，太祖其所以汲汲于南北用兵，主要是削平割据，而不能容忍一之侧有他人鼾睡。这与他对内实行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藉以强化皇权，强化唯我独尊的**主义是内外照应、一脉相承的。而幽燕之地则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太祖其所以念念不忘幽燕，主要是看重幽燕的军事地理，幽燕之失，北部门户洞开。来自契丹的威胁成为心头之患。但是幽燕归属契丹几二十年，收复幽燕之举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幽燕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待蛮夷之国造成的边患的问题，因而解决边患的办法，诚如赵普所言自古有上中下三策：即据险而守、和戎和以兵锋相见一争雄长。从宋初太祖和赵普的看法，显然倾向于‘和戎’之策，而上述事实也是如此。”(67)

在西南宋与大理以大渡河为界，亦是宋太祖“不暇远略”(68)的结果。后世有“宋挥玉斧”的故事流布。周煇《清波别志》卷一引《西南备边录》记载：“艺祖既平蜀，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巂，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河滨旧有划玉亭，今犹在。”周煇所引的这个故事对后世影响甚大，《方舆胜览》、《蜀中广记》、《明史》、《滇史》等文献均有类似的记载(69)。南宋初，翰林学士朱震言：“按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动，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70)可见宋在西南边区也采取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则是无疑的。

由此可见，宋朝自太祖朝伊始，较汉唐统治者缺乏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1978年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八十位西方历史学家执笔编撰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曾指出：“宋比唐的世界主义为少，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71)这种防范和猜疑有多方面的内容，表现在国防建设上则是奉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思想。故其军事设施、军队建制、兵种配置、战争手段、作战方式等无不贯穿着防御的思想。虽然，宋神宗时起用王安石进行富国强兵的变法，在改变宋与西夏战略地位上有明显收效，但是就宋的以防御为主的国防性质而言，基本上没有大的改观。

以防御为主的军队去进行进攻战，与擅长进攻战而拥有强大骑兵的对手交战，其胜少败多是不难想见的。宋的军队虽号有百万之众，但是散布在陕西、河东、河北沿线数千公里之上，难以集中优势兵力，比如，庆历年间，宋在陕西约有兵近二十万，但是分散在鄜延、环庆、泾原等路，都只有五六万人，而西夏则可以集中十万兵力击破宋之一路。所以辽西夏金蒙元军队数量虽比宋少许多，但往往可以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以行局部之歼灭战，使得宋军疲于奔命。宋即使为了所谓北伐声张正义，所集中的军队缺乏灵活机动的配合，加之由不熟悉进攻战的文臣和低素质的武将统领，宋之失败在所难免。

第二，虽然在进攻战方面两宋明显居于劣势，败多胜少，但是在防御战中宋抵敌住辽、西夏、金和蒙元的强大攻势，则胜多败少。从战争是由进攻和防御两部分组成、缺一不可的角度来而言，北宋及南宋在防御辽西夏金乃至蒙古的入侵上还是很有值得称道之处。第一，北宋为防止辽和西夏的入侵，国防建设十分艰巨，故以军旅事务为头等大事，“国曰军国，州曰军州”，以兵立国是其基本国策。张方平说：“今朝廷所言大事必曰军国，是知兵者，时之大务，邦之重柄。”(72)王明清也曾说：“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本，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73)林亦云：“况国朝之制，库曰军资，官曰参军，务曰赡军，而为守悴者亦先军而后州，其于军事重矣。”(74)可见，以兵立国的基本策略贯穿于宋的各种制度。第三，从北宋到南宋实行“将从中御”军事制度，为后世所诟病，这种制度在进攻战中无疑是致败的重要原因，如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75)，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但是从防御的角度来看皇帝制颁、使用“阵图”，结果会是另一种状态，事实上《武经总要》所载常阵制、本朝平戎万全阵法、本朝八阵法以及宋神宗九军新阵(76)，基本上都是在吸纳前代已有经验基础上，根据宋朝所处的时代特点加以改进，成为以步制骑的防御阵法，而且取得不菲的效果(77)。

第三，为抵御游牧民族铁骑的突袭，两宋多采用筑城防御的战术，进而发展到利用河流和山地等自然地形，结合完备的城邑防御设施，以步兵的积极防御抵抗骑兵的迅猛进攻，使这一时期步兵抗击骑兵作战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78)。宋夏战争之初，宋总是力图用大兵团剿灭西夏，但屡战屡败，西夏“在战略方面，利用广漠原野，敌进则退，敌退则进。敌驻戍不出，则窥破良机，集中绝对优势之兵，以行局部之歼灭战。战术方面，则以设伏诱敌为惯技。宋之所以屡败，即此故也”(79)。宋哲宗以后，北宋改变大兵团进剿的战略，而改为防御反击战略或称为积极防御，在宋仁宗以来的牵制策应之法的基础上发展为浅攻进筑或浅攻扰耕，也就是说，北宋花费很大的气力在宋夏边界西夏一侧沿河流、山崖和平原之地修筑集军事、经济、居地等功能于一身的堡寨和城池，用作抵御西夏入侵的手段，且把战区由本土转向西夏一方，变被动挨打为防守反击，蚕食一地，进筑一地，蚕食是进攻，进筑是下一次蚕食的依托和保障，诸路并进，西夏首尾难顾，这正是宋哲宗绍圣以后西夏难以应付，并节节败退的原因，从而从根本上解除了西夏对宋的威胁(80)。

北宋末年的太原之战、南宋初年的和尚原之战、顺昌之战等都是依据城邑和山地的著名防御战。吴玠说：“高山峻谷，我师便于驻队，贼虽骁勇，甲马厚重，终不能驰突；我据嵯峨之险，占关辅之势，贼虽强捍，不能据我尺寸地。”(81)宋蒙战争期间，宋军在守城方面，又创造了以“串楼”对付蒙古军的火炮，以山城寨堡对付蒙古铁骑的战术，取得了战争前一阶段黄州、安丰大捷和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82)。后人小编综合来说宋蒙钓鱼城之战蒙军失利原因时就指出：“弃野战之长，违北族之性。聚数十万之众，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势绌，以身殉之。所谓千金之弩，为鼷鼠而发。甚矣，其不知兵也。”(83)南宋不仅发挥擅长守城的优点，而且大大提升了水战的优势(84)。宋军的水战优势主要体现在利用舟师从水路增援受困城市上。例如1237年史嵩之从鄂州援光州、陈从建康遏和州、赵葵从扬州趋淮西之役，1240年孟珙从荆襄援夔之役，1244年吕文德增援寿春之役，1259年吕文德自长江中游增援重庆、合州之役等等。刘整说，蒙古的“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是故他建议：“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85)宋蒙元战争的第二阶段，元军连克宋军防御阵地，使宋军节节败退，即与采纳刘整建议，组建强大的水军密不可分(86)。

由以上三点可知，宋朝在主观上选择以防御战为主思想的指导之下，在军事国防建设及战略战术的运用，也是颇有建树的，不能全盘否定。

四、结语

对于宋朝的积弱问题，自北宋中期以降，学者、士大夫、史家均有论列。宋人多从反思过度集权的角度讨论国势不振来指称“积弱”，而元明清人指称的“积弱”则更多的是从宋朝文治有余而武备不足来论列宋朝的“兵弱”。但不论如何，北宋中期以来迄改革开放前，认为宋朝“积弱”则是史乘、学界的公论，并不因20世纪初**受**国家欺凌才被特别关注。

那么，如何看待上述所言的宋朝“积弱”呢？显然从反击侵略的防御作战能力来说，宋朝军队不能完全说不能打仗，即不能完全是弱，上面的讨论已有较为充分的说明。这可能验证了近年有些学者认为宋的国防并不一定“积弱”的观点。其实不然，本文的目的不是为此张目，而是站在客观表述宋的实际军事能力的基础上，来说明既然宋有不菲的军事能力，但是为什么宋以后历代都说宋“积弱”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三点原因：一是金灭北宋和宋蒙元战争的第二阶段特别是1273年后的元灭南宋战役，基本同属于击溃战，也就是说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时间内灭亡，这就是积弱的表现。二是在所谓“和平”对峙年代与辽、西夏、金和蒙元的交往中(特别是南宋)又常常扮演乞求、赔款、苟且、退让等屈辱的角色(87)。这又是不折不扣的“积弱”。三是虽然宋打防御战颇有战斗力，但是必须指出宋的防御战都是对侵略者深入国境之内的顽强抵抗，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并不能阻击侵略者于国境防线之外。一个常在国境纵深地区进行顽强抵抗侵略的国家，不论其抵抗有多么的卓越，也不能不是“积弱”的反映。

所以有学者说：“军事无非是客观的实力加之以主观的实力运用。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种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却是劣等的，这就是积弱。”(88)这是有其道理的。

注释：

①有关讨论情况参见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

②详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③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葛金芳：《两宋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笔谈)》，《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页；邓小南：《宋朝历史再认识》，《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

④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方凤：《存雅堂遗稿》卷三《上书·上陈丞相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林：《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四《国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不著撰人)《群书会元截江网》卷十九《法度·事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王炎：《双溪类稿》卷十九《见洪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三《代南叔兄上费参政(壬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十四《对越乙稿奏札·十一月癸亥后殿奏己见札子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99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55页。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二“熙宁五年四月壬子”，第5628页。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戊申”，第5726页。

(1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八“靖康中帙三·起靖康元年正月六日壬辰尽七日癸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16)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三“靖康中帙八·起靖康元年二月一日丁酉尽四日庚子，朝廷报书”，第245页。

(1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四“炎兴下帙二四·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辰尽其日，周紫芝上书”，第910页。

(18)脱脱等：《宋史》卷四三八《黄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92页。

(19)宋濂等：《元史》卷一九九《杜瑛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74页。

(20)文天祥：《文山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庚子尽二十八日辛亥”引《秀水闲居录》，第116页。

(22)脱脱等：《金史》卷一一九《完颜娄室三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99页。

(23)刘岳申：《申斋集》卷十五《杂著·策问三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脱脱等：《宋史》附录《进〈宋史〉表》，第14255页。

(25)陆深：《俨山外集》卷二十六《史通会要》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唐顺之：《武编》前集卷四《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沈鲤：《亦玉堂稿》卷十《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确庵魏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卷六《神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5、119页。

(29)《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三《五刑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周官新义〉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31)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何博士备论〉提要》。

(32)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宝真斋法书赞〉提要》。

(33)刘统勋等编：《评鉴阐要》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乾隆：《御制诗二集》卷二十一《因取丙辰以迄丁卯所作略加编定都为四十四卷古今体计四千一百五十首有奇·乾隆己巳夏六月望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6)漆侠：《王安石变法》第一章《宋封建**主义**集权的政治体系》第一节《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上海：上海**出版社，1959年，第14、25页。

(37)林瑞翰：《宋代政治史》，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第520页。

(38)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9页。

(39)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1页。

(40)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41)参见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河北学刊》2010年第4、5期。

(42)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

(43)这里所讲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攻防战，主要是指具有较大规模或具有战略性质的战争，一般边区之间较小规模，或扰边性质的战争不包括在内。以下同。

(44)详见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第254－257页。《**历代战争史》认为“君子馆之战”是辽南侵，曾瑞龙据当时的战略形势分析认为是宋方主动进攻，今从之。

(45)三军大学编著：《**历代战争史》第11册，第十四卷《宋、辽、夏、金(上)》，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

(46)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辅仁学志》第4卷第1期，1933年，收入氏著《求是集》第一集，广州：广东**出版社，1986年。

(47)详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六章《宋夏战争论(中)——宋夏战争重要战役概述》，石家庄：河北**出版社，1998年，第164－200页。

(4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九《十三处战功》，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49页。

(49)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治势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页。

(50)脱脱等：《宋史》卷三十三《孝宗纪》，第635页。

(51)王应麟：《玉海》卷一三五《乾道定十三战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十九之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52)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收入氏著《凝意斋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53)李华瑞：《宋金太原之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收入氏著《宋史论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54)王曾瑜：《南宋对金第二次战争的重要战役述评》，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收入氏著《点滴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55)宋濂等：《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第3103页。

(56)宋濂等：《元史》卷一二八《阿术传》，第3123页。

(57)详见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2010年，第328－368页。

(58)宋的进攻战也有少数很成功的范例，如南宋初岳飞的四次北伐。参见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3－147页。

(59)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1页。

(60)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第一章，第1－2页。

(61)****革命军事博物馆编：《**战争发展史》，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98页。

(6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元祐元年四月辛卯”，第9067页。

(63)欧阳修、宋祁：《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3页。

(64)参见李华瑞：《论宋初的西部边疆政策》，《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收入氏著《宋夏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65)脱脱等：《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第10357页。

(6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四《陕西十三·西宁镇》，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006页。

(67)李华瑞：《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68)陶宗仪：《说郛》卷六十二上李京《云南志略》。

(69)详见段玉明：《大理国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13－316页。

(7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绍兴六年九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713页。

(71)［英］伦敦泰晤士图书公司：《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26页。

(72)张方平：《乐全集》卷十三《武备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74)林：《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一《州兵》。

(7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戌”，第8485页。

(76)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七；唐顺之：《武编》前集卷四《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

(77)黄繁光：《论宋真宗对辽作战与阵图使用的关系》，《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上海**出版社，2007年。

(78)****革命军事博物馆编：《**战争发展史》，第276页。

(79)****革命军事博物馆编：《**战争发展史》，第266页。

(80)详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七章第三节《北宋防御战的特点和抵抗方式的改进》，第213－220页。

(8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六“炎兴下帙九十六·起绍兴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巳尽其日”引《吴武安公功绩记》，第1410页。

(82)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第380页。

(83)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六《蒙格可汗本纪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84)详见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第212－226页。

(85)宋濂等：《元史》卷一六一《刘整传》，第3787页。

(86)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第381、383页。

(87)参见朱瑞熙：《宋朝的岁币》，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收入氏著《疁城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之《绪论：宋代地域外交环境和外交途径》，合肥：安徽**出版社，2006年。

(88)王曾瑜：《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北京日报》2007年12月11日，收入氏著《点滴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2、急求八年级下册**教育出版社的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复习资料提纲？

581年，杨坚（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

●589年，隋朝灭掉陈朝统一南北。

●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长的运河。

●隋朝大运河分为四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 ●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隋朝灭亡。

●618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进入长安建立唐朝。

●我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是武则天，她晚年称帝，改国号为周。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注重作用贤才和虚心纳谏.重用敢于直言的魏征为著名的谏臣 ●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历史上称当时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陶瓷业在唐朝有重要发展，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最为有名。唐三彩是世界工艺的珍品。

●唐朝时期，全国的大都市有长安、洛阳、扬州、和成都。

●长安城内分为坊和市，访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

●长安既是当时各民族交往的中心，又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唐玄宗统治时期进入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始于隋文帝时。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

●唐朝时期完善科举制度人物是唐太宗、唐玄宗和武则天。

●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废除。

●唐朝时唐太宗和武则天，**在今新疆地区先后设立了管辖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

●7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定都逻些。

●唐朝时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

●8世纪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到吐蕃。至此，吐蕃和唐朝已经成为“和同为一家”了。

●隋唐对外交往比较活跃，与亚洲以至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往来。

●唐朝时**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

他专心翻译佛经，还写成《大唐西域记>鉴真应日本僧人邀请，东渡日本，至第六次才成功。唐朝长安是当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许多新罗商人来到**经商，新罗特产居唐朝进口首次。

●隋朝杰出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建造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

●唐朝印制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 ●10世纪初，契丹首领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契丹国，都城在上京。

●11世纪前期，**项首领元昊称大夏国皇帝，都城在兴庆，史称西夏。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史称北宋。

●1127年赵构登上皇位，定都临安，史称南宋。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堰城大败金军，收复许多失地。

●宋朝的造船业居世界首位。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等地，都有发达的造船业。

●唐朝时从越南引进的优良品种占城稻，很快在江南地区推广。

水稻在宋朝跃居粮食产量首位，主要产地在南方。棉花的种植，由两广、福建扩展到长江流域。

茶树的栽培在江南的丘陵地区。

●北宋时蜀地丝织品“号为寇天下”。

江浙的丝绸产量高，朝廷用的丝绸，有很多来自江浙。

●南宋时，江南地区已成为我国制瓷业重心。浙江哥窑烧制的冰裂纹瓷器，给人以别致的美感。

北宋兴起的景德镇，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瓷都。

●南宋时最大的商业都市是临安，它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北宋时的开封。

●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出现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纸币的产生，有利于商业发展。 。 ●北宋的肉食中以羊为多；南宋吃鱼多。宋代时，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稻米为主。 ●1206年，蒙古贵族如开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尊称他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1272年定都大都。1276年元军占领临安，南宋灭亡。 ●元朝大都既是政治中心又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意大利旅行家马克可·波罗的著作《马克可。波罗行纪》。描述了大都的繁华景象。 ●元朝为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元世祖在**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省，简称“行省”。元**加强对**的管辖，**成为元朝正式的行政区；还加强对琉球的管辖。 ●北宋时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它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15世纪欧洲才出现活字印刷，比我国晚约四百年。 ●指南针是我国**的伟大发明，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制成“司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北宋时，制成了指南针，并开始用于航海事业。南宋时海外贸易发达，指南针广泛用于航海。 ●火药是我国古代炼丹家发明的，唐朝末年，火药开始用于军事上、宋元时期，火药武器广泛用于战争，主要有突火枪、火箭、火炮等。 ●我国北宋时期的科学家沈括的科学成就有《梦溪笔谈》、创制“十二气历”。我国元朝时的著名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郭守敬的科学成就有《授时历》测定一年为365.2425天，与现在公历的公历基本相同，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约三百年。 ●北宋的司马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编写《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巨著，叙述了从战国支五代的历史。 ●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郭熙、李公麟人称“宋画第一”、张择端的作品《清明上河图》、元代最著名的画家是赵孟 的作品《秋郊饮马图》被称为“神品” ●人称“宋四家”指苏轼、黄庭坚、米 （fU）、蔡襄。 ●1368年初，朱元璋以应天为都城，改称南京称帝建立明朝，他就是明太祖。 ●明朝的**：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朱棣设立东厂进行对臣民的监查、侦查。明**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北平的燕王朱棣，打出“靖难”旗号，起兵反对建文帝，称帝。1421年迁都北京，以加强**对北方的控制。 ●明朝前期明成祖（朱棣）在1405——1433年派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他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 ●元末明初明**派戚继光抵抗倭寇平息东南沿海的倭患。 ●明朝后期，女真的杰出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国号为金，史称后金。迁都沈阳，后改称盛京。 ●皇太极继承汗位改女真族名为满洲。1636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金”为清。1644年迁都北京，对国的统治。 ●为了加强君主**，雍正帝设立军机处，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乾隆帝时撤销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明朝后期（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了我国宝岛**，1661年郑成功率兵进入**，1662年初荷兰殖民者被迫投降，**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郑成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设置府县，加强管理。 ●1683年清军进入**，1684年清朝设置**府，隶属福建省。**府的设置，加强了**同祖国内地的联系，巩固了祖国的东南海防。 ●17世纪中期，沙皇俄国势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在雅克萨和尼布楚修建城堡。康熙帝命令清军水陆并进，击毙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被迫投降。 ●1689年中俄双方代表在尼布楚进行谈判，经过平等协商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的领土。 ●顺治帝接见**的佛教首领**五世赐予“**喇嘛”封号、康熙帝赐予另一个位**佛教首领为“****”的封号。 ●1727年，清朝开始设置驻藏大臣。驻藏大臣代表****，与**、**共同管理**事务。**和**的继承，必须报请****批准。 ●乾隆帝时下令调兵讨伐回部上层族小和卓与大和卓。清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对整个新疆地区进行管辖、设置哨所，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辖。 ●清朝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及其附属岛屿**、赤尾屿——南至南海诸屿。清朝疆域成为亚洲最大的国家. ●棉纺织业在明代已从南方推向北方，苏州是明代的丝织业中心；景德镇是全国的制瓷中心，畅销海内外。 ●明清时期 ，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贸易城市。 ●明朝中期以后，苏州、松江等地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机户。他们开设机房，雇用机工进行生产，出现了“机房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方式。机房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是早期的雇用工人。他们之间这种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 ●清初的40年，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清朝**以后开放四个港口，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后来下令只开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关闭其它港口。 ●北京城由宫城、皇城和京城三个部分组成，以“万岁山”作为全城的中心点。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蜿蜓六千余公里，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 ●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写的一部小编综合来说性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明朝末年，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写了一部《天工开物》小编综合来说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著作。外国学者称它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徐光启关于农业生产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还介绍欧洲的水利技术的著作《农政全书》。 ●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为题材的长篇**、明朝中期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神话**。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古典**的高峰。《红楼梦》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地位。 ●明朝书法家董其昌的作品兼有“颜骨赵姿”之美。明末画家徐渭的作品《墨葡萄图》、郑板桥《兰竹图》、东洪绶《西厢记》画的插图。

3、省考常识知识大纲？

**古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人物

1.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2.曹**是建安文坛的领袖，开风气之先，影响一代诗风。

3.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

4.陶渊明是**文学史上第一人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进行诗歌创作。

5.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其乐府诗对唐代诗人有很大影响。

6.王维、孟浩然是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作家。

7.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8.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9.岑参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

10.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

11、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12.欧阳修是北宋诗人革新运动的领袖。 13.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被列宁称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14.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一位作家，豪放词派的创始人。

15.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

16.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

17.李清照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女作家、女词人。

18.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

19.马致远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散曲家，有“曲状元”之称。

20.汤显祖是明代成绩最高的剧作家。

21.李渔是清初杰出的戏剧理论家和创作家。

22.曹雪芹是我国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考点二：行测常识之“数字”文学历史

五行：金、木、水、火、土

五谷：稻、黍、稷、麦、豆

五脏：心、肝、脾、肺、肾

五常：仁、义、礼、智、信

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五岳：“东岳”山东泰山、“西岳”陕西华山、“南岳湖南衡山、“北岳”山西恒山、“中岳”河南嵩山

五湖：鄱阳湖(江西)、洞庭湖(湖南)、太湖(江苏)、洪泽湖(江苏)、巢湖(安徽)

五音：宫、商、角、徵、羽

五彩：青、黄、赤、白、黑

五毒：蝎子、蛇、蜘蛛、蜈蚣、蟾蜍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

六腑：胃、胆、三焦、膀胱、大肠、小肠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六义：风、赋、比、兴、雅、颂

六子全书：《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扬子法言》、《文中子中说》

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

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砗磲、珍珠、玛瑙

七大艺术：绘画、音乐、雕塑、戏剧、文学、建筑、电影

八卦：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沼]

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扬州八怪：郑板桥、汪士慎、李鱓、黄慎、金农、高翔、李方鹰、罗聘

八旗：镶黄、正黄、镶白、正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

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九属：玄孙、曾孙、孙、子、身、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

十大名茶：西湖龙井、碧螺春、黄山毛峰、庐山云雾茶、六安瓜片、君山银针、信阳毛尖、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祁门红茶

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十三经：《易经》《诗经》《尚书》《礼记》《仪礼》《公羊传》《榖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

考点三：文学历史“三与四”

三教：儒教、道教、佛教

三清：元始天尊[清微天玉清境]、灵宝天尊[禹余天上清境]、道德天尊[大赤天太清境]

三山：安徽黄山、江西庐山、浙江雁荡山 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四大发明：造纸(东汉.蔡伦)、火药(唐朝.炼丹家)、印刷术(北宋.毕升、指南针(北宋)

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孟子》

四大佛教名山：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安徽九华山〖地藏王菩萨〗

四大道教名山：湖北武当山、江西龙虎山、安徽齐云山、四川青城山

四大名桥：广济桥、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

四大名园：颐和园(北京)避暑山庄(河北承德)拙政园(江苏苏州)留园(江苏苏州)

四大名刹：灵岩寺(山东长清)、国清寺(浙江天台)、玉泉寺(湖北江陵)、栖霞寺(江苏南京)

四大名楼：岳阳楼(湖南岳阳)、黄鹤楼(湖北武汉)、滕王阁(江西南昌)、大观楼(云南昆明)

四大名亭：醉翁亭(安徽滁县)、陶然亭(北京先农坛)、爱晚亭(湖南长沙)、湖心亭(杭州西湖)

四大古镇：景德镇(江西)、佛山镇(广东)、汉口镇(湖北)、朱仙镇(河南)

四大碑林：西安碑林(陕西西安)、孔庙碑林(山东曲阜)、地震碑林(四川西昌)、南门碑林(**高雄)

四大名塔：嵩岳寺塔(河南登封嵩岳寺)、飞虹塔(山西洪洞广胜寺)、释迦塔(山西应县佛宫寺)、千寻塔(云南大理崇圣寺)

四大石窟：莫高窟(甘肃敦煌)、云岗石窟(山西大同)、龙门石窟(河南洛阳)、麦积山石窟(甘肃天水)

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嵩阳书院(河南嵩山)、应天书院(河南商丘)

四大名瓷窑：河北的瓷州窑、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福建的德化窑

四大名花：牡丹(山东菏泽)、水仙(福建漳州)、菊花(浙江杭州)、山茶(云南昆明)

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

四大名绣：苏绣(苏州)、湘绣(湖南)、蜀绣(四川)、广绣(广东)

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

四大文化遗产：《明清档案》、《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经卷》

四大名扇：檀香扇(江苏)、火画扇(广东)、竹丝扇(四川)、绫绢扇(浙江)

4、老师是名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传媒师生类话题】

谢邀。名师一般出于名校，名校大多依仗名师。我专门追问过家严和家慈师生恋老夫少妻的故事，那当然是悲剧，越是名校名师，越是悲喜交织，其影响绝不止会伤害到一两代人⋯⋯

李兰颂：《延安文艺录：文学数字谜[031]》

一 我的悲哀在于我的一家，原因是我的一家竟没有在一个饭桌上吃过一顿饭，这一现象在一般家庭里绝对是不常见的；然而，这又绝对不是源于战争或饥荒，只是因为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直接导致我的一家从来就没有团圆过。我的一家的形成，的确又是来自应该富有文学色彩的所在——新**成立前夕和成立之初，家父李又然选择过大学校长、文艺院团领导、驻国外特派记者或出使文化参赞等，去了、干了，终于当了**文学研究所唯一的专任教员。

1951年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家父李又然作为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委委员、携**文学研究所部分学员在广西邕江土改；此时即将在辅仁大学毕业的家母刘蕊华赴江西景德镇土改。1953年年底、1954年年初，从**文学研究所毕业的家母刘蕊华与家父李又然订婚并结婚，收到的贺礼现今可查的有：李可染所赠、齐白石所刻“又然”“蕊华”篆印一对，萧军所赠、卣丁所刻“李印又然”“刘蕊华”篆印一对，吴介民所赠刻有微雕象牙笔一对。

家母刘蕊华，是**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是家父李又然的学生，是经支部**马烽代表组织开介绍信登记结婚的，是《文艺学习》期刊的编辑⋯⋯我的一家的形成，也与**文学研究所自然密切相关、当然密不可分。父母生我们姐弟三个——姐1954年生，我1955年生，弟1957年生。1955年第2期《文艺学习》刊登过刘蕊华文章《1955年度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是谁?》答复惠特曼、席勒、安徒生等六位被列为世界**要纪念的文化名人。

正是在我出生的前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家父李又然开始保别人。他写信给**最高领导人本人或秘书，请求宁可在监狱里用梁宗岱，也不要动用极刑；他在支部会上公开为已经被列为运动斗争对象的人担保，说自己**也不信鲁藜是胡风或**分子。如此不顾个人安危保别人的人，必将付出搭进身家性命的代价；整人的人几次整你，你都翻身，整你找理由还找不着，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于是，整人的人又大肆整人，挨整的人惨遭灭顶之灾。

二1954年8月20日，家父李又然填写**宣传部干部履历表，写到个人小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1949年3月到北京；7月南下；9月奉调返京，参加国际工作；年底进医院。在医院和疗养院一直住到1950年10月，同年11月进**文学研究所当教员，至今仍任原职。1952年，和大（世界和平理事大会）通过**文化部来调，叫到布拉格去工作，因当时在广西参加土改，未得通知，没有去。

**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学员胡昭在《痛失宗师——对艾青先生的点滴忆念》（本文节选自《吉林日报》1996年，收入《胡昭文集·散文随笔选》2001年12月吉林**出版社第一版）文中披露：

我最早知道艾青，是1947年。当时就读吉北联中，校长老师李又然（当时化名叫李则蓝）与艾青同为浙江人，最早在法国巴黎就结为战友情谊，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拿起笔做刀枪，向**派斗争。又然师手里有艾青送他的诗集《大堰河——我的保姆》《黎明的通知》，长诗《向太阳》《雪里钻》等等。那时我是个饥渴的少年，接连吞下这许多珍馐美味，得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消化。

又然师慢悠悠地给我讲艾青身世和二人的交情。二人相识于塞纳河畔，投身于黄浦江边的殊**斗争，抗战爆发先长江、后黄河，以至于住进陕北窑洞，战斗在延河之滨，共同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又然师从延安行军到东北，艾青从延安行军到华北，他们举办学校、筹建文联、主编报刊、参加土改，胜利会师于北平，参加建立新**的伟大壮举。

又然师南下至汉口奉调返回北京，先在**总署国际**局待命，后调至**文学研究所主持外国文学教研室，艾青每有新书赠他，他都寄给我读。我从吉林到**文学研究所学习，又然师带我去拜望艾青，我在课堂上听艾青谈诗⋯⋯

在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暨广西省委土改工作团第二团，李又然、艾青都是团**委委员，住在团部老口镇，我们每到团部开会都可见到二位师长，三个人常常在小镇上走走，或在他们住处的院落里坐坐。

据毛宪文、贺朗著文《丁玲——伟大的文学教育家》（《武陵学刊》2010年第1期/第35卷第1期）回忆，**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全部学员25名，他们是：

来自北京大学的有毛宪文、谭之仁（白榕）、白婉清、王有钦（贺朗）、许显卿、张保贞、曹道衡、李仲旺、宋淑兰；来自辅仁大学的有龙世辉、王树榘、王鸿谟、邸金俊、刘蕊华、王文迎；来自清华大学的有周永珍；来自复旦大学的有张泰芳、杨文娟、张兴渠；此外还有青年作家玛拉沁夫、刘真、左介贻、张凤珠、钱峰、颜振奋。

以上名单，一位不拉，整整25大员。不是因为回忆的人记忆力强，而是情感重，责任心更重。如此完全的同学名单，仅在鲁迅文学院也很罕见。即使被当作庆祝建院50周年所陈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说明文，也是缺这少那的。

我见过毛宪文，他刚从一所中学回到恢复后的文讲所，出差到哈尔滨，专门到家里看望我母亲；也见过周永珍，是在她的工作单位考古所的大门口；还在虎坊桥宿舍楼采访舒群的同时，顺便见过也在同一座楼里住的玛拉沁夫⋯⋯

至于老师，按延安例，称作教员，不叫教授。有据可查说这话最权威、最准确的有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康濯，一个是马烽。他们作为当时的所领导把本所教员、辅导员和外请专题讲座的作家、专家，分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

三康濯：《情忆开国之初》 记得是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1950年初夏，好几种花正开得争鲜斗丽，丁玲同志约了田间、马烽、作家协会几个同志和我，在那里喝茶。风软花香，光摇柳摆。想起来真乃一派舒畅、轻柔的诱人景色。然而，当时我们几个刚从十来年农村游击战的解放区进城不久的年青一伙，还远没脱去“土包子”气，对园景、轩情与花颜、茶味都还不熟不懂，无反应无兴趣。只有几碟点心在不断塞进嘴里去，同时边吃边说。

“生活还有，也能写，可就是写不好，提不高。”我说，“解放区一批文学青年，营养不良，先天不足，非得有个环境好好读读书不可。”

田间谈起了陈登科。他写的《活人塘》寄给《说说唱唱》的赵树理，老赵看了好几遍，又求我们几个编委一定要再看一看。田间看了，说好，又说还不成文。错别字太多，赵树理给改了；有些用自造的符号代替的字，老赵也猜出了几个，可还有一些没猜出。赵树理要我看，我得知情况后坚决拒绝，但搁不住他的缠磨求告，留下了稿子。等看下去以后，有时真高兴，写得太妙了，那么强烈、动人；可有时又气得不行，稿中经常出现一个“馬”，像馬字却又没有下面四点儿，这是个啥字？看着看着，多次从上下文反复猜度，感到应是个“趴”字。后来发稿前请陈登科来京修改时一问，他说：“是‘趴’字呀！马没了四条腿，不就趴下哪！”

丁玲同志笑了，她已找陈登科谈过，人家也急盼着学习。她还讲起刚刚出版《平原烈火》的徐光耀，**应该说很不错，但也是文化不高。这样的青年作家还多，大家又举了好几个。

这一类的谈话不只一次，在作协，在丁玲同志家，在北海。也找过茅公——当时的文化部长，我们惯称沈部长；找过周扬同志以及文艺、文教、宣传各方面许多同志。有人说：“你们是要丁玲同志领头，办个翰林院！”可我们哪能比翰林院！也不想去比！丁玲同志只不过深感于民意，想领着我们办个帮助、培养青年作家进修的场所。

此种意图很快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丁玲同志的报告获得批准，决定成立直属文化部的**文学研究所，以丁玲为所长，张天翼为副所长，田间和我任正、副秘书长，我讲明了是边工作边学习。1950年夏天开始正式筹备，11月学员入学，进展之快是今天难以想像的。这就是后来**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前身，今天可已是鲁迅文学院了。

招生对象第一由各地推荐，关键是看作品。丁玲同志概括各方面的意见说：

“总得有陈登科、徐光耀，也不能个个都像他们。不过总也得是开始有点成就的，或是有几篇作品还可以，至少要在写作上确实有前途，有希望。”

我们又和丁玲同志一起，找青年作家，找领导和专家，研究学习方针和计划。找茅盾、周扬，找叶圣陶、郑振铎、胡风、黄药眠、杨晦，找老作家们。

于是请讲课老师。有些是丁玲同志亲自去请。郑振铎、李何林同志分别系统地讲古代、现代文学史，游国恩、余冠英同志讲古典文学，胡风、杨晦同志讲文艺论，曹靖华、冯至同志讲外国文学。丁玲同志还亲自请胡绳同志讲哲学，黄药眠同志讲美学。茅盾、周扬、冯雪峰同志也都去讲过课。许多课不仅我们听，丁玲同志也来听。有次马烽提议说：还应该多讲点艺术。丁玲同志采纳了这个意见。她对所有讲课的老师都提出过：“请多谈艺术，多作艺术分析，我们这些土包子学员很需要这个。”后来课堂上理论、知识和艺术规律确实融汇得比较好。艾青、王朝闻同志讲课，丁玲还特别请他们谈了些美术。请俞平伯同志讲《 红楼梦》，有时真把大家听得入迷。

本所的老师李又然同志讲白居易的诗，往往一步步把大家带到无言的意境，然后他在台上久久不语，大家在台下也好像给感染得不停地心头直颤。

那时我常去多福巷丁玲同志家里汇报工作，有一回丁玲同志和我说，“还是要多请些作家去讲创作。”于是我们又掂算，赵树理、刘白羽、杨朔已去讲过了，啊，还应该请柳青、周立波、高玉宝。

接着，陈学昭、雷加、碧野、逯斐这些同志也都到了讲习所，写作之余讲讲创作，搞搞辅导。

附记：摘自康濯：《**文学》（1986年4月号·总第三一九期）。

四马烽：《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文学研究所的牌子是1950年冬天就挂出了，那时是初级阶段，只是搭起了个架子。上级任命丁玲为所长，老作家张天翼为副所长。秘书长是田间，副秘书长是康濯。这个单位是由文化部和文协双重领导，文协只管业务；行政、**务工作属文化部。上级**委指定我担任**支部**。这事是丁玲同志传达给我的。我当即向她说：我不愿意担负任何职务，只要求当学员，认真学习几年。同时也说了一些理由，要求她向上级**委反映我的要求。她说：“你的意见，我当然可以替你反映。”停了停，她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说：“其实我也不愿意当这个所长。所长是多大的官？和派出所所长是同一个级别。你想专门学习，我想专门去搞创作。要不咱们一块儿都辞职吧！”她这样一说，我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

文研所从开始筹备的时候，教学方针就确定为“自学为主，讲课为辅”。而当时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后来这才又调来雷加、碧野、蔡其矫、西戎等几位担任辅导员。而主要课程，只能邀请各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以及社会名流担任。而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和繁忙的本职工作。经过我们多方努力，有时丁玲同志也亲自登门邀请，最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挤时间前来授课的允诺。

文研所是1951年2月间正式开课的。胡正本来是随军到了四川《重庆日报》，现在也来学习了，另外还有以前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的几位同学。其他各根据地来的人，虽然以前不认识，但也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因出身经历大致相同，很快也就熟悉了。大家都是要求进一步提高。对课程的安排也非常满意。讲授古代、现代文学史的是郑振铎、李何林；讲授古典文学的是游国恩、余冠英；讲授外国文学的是曹靖华、冯至；讲授美学的是蔡仪、黄药眠；另外还经常邀请一些名人、专家如：俞平伯、胡风、冯雪峰、周立波、赵树理等人进行专题讲座。政治学习，我们除了文化部**委布置的学习文件外，还增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

1953年夏天，第一期学员结业以后，基本上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只有少数几个人做了调整。那时候北京各出版社、文艺刊物编辑部都缺年轻编辑，他们很快就被一抢而空。后来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这些单位的骨干。

附记：摘自《马烽文集》第七卷（大众文化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

五有人著文回忆：《**文学研究所学员、师资和课程(1)》——

**文学研究所的校址在鼓楼东大街103号，另外在鼓楼东大街156号和后海北官房27号有房产（主要是做学员的宿舍）。

从1950年开始的丁玲时期的“**文学研究所”（**文化部和**文联共同管理），到1953年后的田间、公木时期的“**文学讲习所”（全国文协管理），前后经历7个年头，开设四期五班（第一期两个班），结业学员279人。经历1955年的“丁陈反**集团”**和1957年“反右”运动，**文学讲习所被迫终结。

直到1980年，重新恢复建制，改称“**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李清泉任所长，徐刚任副所长）。1985年改称“鲁迅文学院”（唐因任院长，1991年由刘白羽接任），终于实现与前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名称接轨的宿愿。但此时的“鲁迅文学院”，或者说**作家协会，与风起云涌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这段文字大致可以，再深究些则含糊了，该文明显有不认真、不讲究、不确定之处，即使引入被当作庆祝建院50周年所陈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说明文，也是缺这少那的——

下面所附表格，是2000年鲁迅文学院庆祝建院50周年展览时制作，但**文化部1954年1月的公文所示为“**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并附有方印图案，特此说明。

**文学研究所学员的选拔方式和标准，在上一节的“草案”中已有详细说明。第一和第二期学员属于调干性质，有些学员同时兼工作人员，比如马烽、徐刚等同时兼任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老师。综合鲁迅文学院展览资料和学员回忆文章，前四期五班的学员情况如下：

1. 第一期第一班为研究员班，1950年10月入校，1953年6月结业。学员有：

马烽、西戎、李若冰（沙驼铃）、唐达成、陈淼、古鉴兹、徐刚、陈登科、李纳、刘德怀、周雁如、司仃、张今慧、吴长荣、王雪波、高冠英、郭小兰、王慧敏、段杏锦、董伟、逯斐、葛文、胡正、王景山、王谷林、丁力、雷加、张学新、杨润身、徐光耀、朱靖华、胡昭等。

2. 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1952年9月入校，1953年8月结业。学员有：

曹道衡、马拉沁夫、毛宪文、刘真、张凤珠、龙世辉等。

3. 第二期1953年9月入校，1955年3月结业，学员有：

邓友梅、张志民、白刃、孙静轩、沙鸥、苗得雨、赵郁秀、胡海珠、刘真、王谷林、和谷岩、王有卿、刘超、沈季平、漠南等共43人。

另外还有24名是第一期转过来继续学习的。第二期实际上是67人。

4. 第三期是1956年上半年的短训班，学员有：

吉学沛、李学鳌、胡万春、流沙河、梁信、钟艺兵、任大霖、王剑青、胡景芳等60人，主要是从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代表中挑选的。

5. 第四期文艺编辑班1956年10月入校，1957年6月结业。学员有：

马德波、王平凡、王成刚、王占彪、李 昭、高歌今等99人。

总的来看，第一、第二两期学员的素质比较高。第一班成名作家比较多，主要来自老解放区和**的青年作家。第二班是从各大学选来的：曹道衡、毛宪文、白婉清、王有钦、许显卿等来自北京大学，龙世辉、王鸿谟来自辅仁大学，还有复旦大学等高校的。

该文所谓“第一期研究员班和研究生班两班共53人”误差太大。简单推算，第一班列32人，据我所知至少还缺张德裕1人，第二班列6人，至少还缺毛宪文、贺朗所列刘蕊华、周永珍等19人。那么，将第一班至少33人和第二班肯定25人相加，“第一期研究员班和研究生班两班”至少“共58人”。至于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人数则所列名单显然不够。

六据**作家网统计并发布，自1951年1月8日正式开学以来，曾经先后担任过**文学研究所、**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的专职教师、外聘教师的部分人员约计——

专职教师有：

丁玲、李又然、玛金、吴伯箫、张天翼、公木、田间、萧殷、阿红、杨晦、周立波、秦兆阳、陈学昭、康濯、马烽。（15人）

外聘教师有：

老舍、陈企霞、赵树理、艾青、邵荃麟、郭沫若、何其芳、游国恩、胡风、萧三、吕淑湘、光未然、茅盾、聂绀弩、李何林、吴组湘、周扬、冯雪峰、陈荒煤、夏衍、严文井、曹禺、谢冰心、周建人、李广田、郑振铎、余冠英、柳青、黄药眠、张庚、柯仲平、孙伏园、杨宪益、冯至、叶君健、卞之琳、方纪、杨朔。（38人）

以上，分出“专职教师”和“外聘教师”之别，却未分出“专任教员”和“辅导员”两个岗位，严肃对待起见，正本清源为好，这毕竟关系到课程的设置和讲课的质量。而《**文学研究所学员、师资和课程(1)》文，不仅未分出“专职教师”和“外聘教师”、“专任教员”和“辅导员”之别，却使用“主要授课老师”的提法，混沌吞枣一般，弄糊涂你拉倒：

鲁迅文学院提供的主要授课老师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名）：

阿红、艾青、卞之琳、冰心、蔡其矫、蔡仪、曹禺、曹靖华、陈荒煤、陈企霞、陈学昭、陈涌、陈占元、丁力、丁玲、杜秉正、方纪、冯雪峰、冯至、公木、光未然、郭沫若、何其芳、胡风、黄药眠、康 濯、柯仲平、老舍、李广田、李何林、李霁野、李劼人、李又然、刘白羽、柳青、庐隐、吕叔湘、吕荧、马烽、玛金、茅盾、聂绀弩、裴文中、彭慧、阮章竞、沙鸥、邵荃麟、孙伏园、孙家琇、孙维世、秦兆阳、田间、吴伯箫、吴兴华、吴组湘、夏衍、萧殷、萧三、严文井、杨晦、杨思仲、杨朔、杨宪益、叶君健、叶圣陶、游国恩、余冠英、俞平伯、张道真、张庚、张天翼、赵树理、郑振铎、钟敬文、周立波、周扬。（76人）

授课较多的老师是郑振铎、李何林。

在学员的回忆中，游国恩、李何林、李又然、丁玲、郑振铎、杨宪益、冯至、曹禺、孙家琇等老师的课较受欢迎。

七

**文学研究所，所谓最高文艺**校，不叫教授叫教员，不叫研究生叫学员，学员也当教员、辅导员，也是作家，也当编辑；没有政务院暨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课程设置、考核标准、资格认证⋯⋯于是，人不一样，感受和收获也多有不同——

徐刚：《**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文学研究所的布告：任命马烽为第一期第二班班主任，我和李方立为副主任。⋯⋯

丁玲交待我们，这个班的任务，主要是改造思想，要用一半的学习时间和工农在一起生活。1953年初，我和李方立带领二班学员下乡下厂。我带龙世辉、张凤珠、李仲旺等九人到青岛国棉六厂。这是劳动模范郝建秀所在的纺织厂，纺织工业部已小编综合来说了郝建秀的工作法在全国推广。我们分别在各车间参加劳动，参加**、团、工会工作。

6月，我们返回文研所。以后，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所部叫我小编综合来说第二期第二班的工作，我想到李又然老师在教学中的几件事：

李又然讲语法修辞时，讲到李清照的词“人比黄花瘦”，他说：“你们看，我的脸比黄花还瘦。延安整风时，他们用香头儿**的鼻子。”用南宋女词人的词和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遭遇相联系，风马牛不相及，联系不起来嘛。

又有一次，玛拉沁夫拿着李又然选的两篇作为教材的作品，一篇是鲁藜致阿垅的诗《要区别开来》，一篇是匈牙利作家写的**《可笑孰甚》，问我：“李老师选这两篇作品当教材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也感到莫名其妙。

二班同学议论李又然生活中的事，是可以理解的；教学中的问题则涉及到原则。我在小编综合来说工作时用正面的语言写到：本所教师授课最好有个经过集体讨论的教学大纲，不要随意性太强。这个小编综合来说激怒了两三位教师。所不便召开会议讨论二班小编综合来说的问题。三位教师厉声批评我，马烽、邢野保持沉默，田间揽过责任说：“这小编综合来说是我叫人印发的。”丁玲在会中走来走去最后说：“我们的水平都不高。”

过后，丁玲在多福巷家中设了一席便宴，李又然见我坐在席上扭头就走。丁玲说：“他有病，我们吃我们的。”这时我才想到丁老师可能是想在席间淡化这一问题的矛盾。

附记：摘自于徐刚《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孙用翻译的以《春天的歌》为总题目的戈尔札克**七篇，于1931年，由中华书局按现代文学丛刊印行，计266页；不知道家父李又然当年选用的是否这个版本——七篇**的各题目为：⑴可笑孰甚；⑵毫无趣味；⑶打倒清洁；⑷堂倌者人也；⑸职业；⑹春天的歌；⑺讲文法的一课。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就不把戈尔札克的**《可笑孰甚》找出来，看看因为什么值得一读，读者愿意就找来读吧。

鲁藜的诗，现在读来依然令人震撼，很适合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日后作为文学编辑阅读，从那时到目前，很少有如此肝胆的文艺批评，更何况是用诗来写的。马拉沁夫那时年龄小，不谙事理，不足为奇。徐刚作为第一期第一班学员、第一期第二班副主任，以“原则”要挟教员，显然不讲“原则”，不懂“原则”。其实有必要把鲁藜的这首批评诗、哲理诗找出来给读者看看，何谓坚持“原则”一目了然。

八一道革命、齐跻文坛、共同抗战、赢得解放的师友同事，新**成立后可争执的教与学和名与利太多了，扣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及腐朽生活方式的帽子，是极左年代的最卑劣手段，无须任何事实而以思想揣摩定罪，一定一个准儿。整人的人如此整人，挨整的人如此挨整。

文学界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教与学，名与利，在**文学研究所、**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无论怎样表面不说、几番更名，也无法回避和掩饰实质，而其中每一个教员工作的态度和生活的细节，足够学员牢记一生，历经波澜的几十年后也多有回忆。

周永珍：《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先生悄然离开人间，倏忽已半年，他那模糊的身影，常晃动在眼前。

认识李又然先生，是在1952年。那年暑假，我毕业分配在文化部**文学研究所学习。一天，上世界文学课，李又然先生来到我们教室，他面庞清瘦，微突的眼睛带一点血丝，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稍大。他讲话态度和蔼，面容慈祥。他允许同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有的时候，同学公开提出相反的意见，他不生气，还说：“好啊！应该有自己的见解，**思考么！”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

当时文学研究所分在两处，一部分在鼓楼东大街，一部分在什刹海后海南河沿。先生住在鼓楼，我们学习住宿在什刹海，除去上课，有的时候上晚自习，先生也到我们这边来。大家围坐在先生周围，请他讲述文学**的名著和故事。还有的时候，我们湖岸散步、竞舟湖心，先生或夹在同学中散步，或倚栏观看。同学们都很爱戴他，有的背地里称他李妈妈。这并非有丝毫贬义。人们习惯说，严师如父，可是先生却慈祥得像个母亲。

三个月的授课过去了，要求每个同学交一篇论文。我写了一篇什么，题目和内容全已忘记，但是记得受到先生的特殊嘉奖。因为当时我想离开文学研究所，先生不加另眼，反给予鼓励，我深深敬仰先生的为人和修养。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先生被下放到河北农村，此后一别二十年⋯⋯

1978年底，一位外地同学来找我，一见面便告诉我，李老师住在北京。我们决定一同前去看他，乘地铁在翠微路下车，进了一条巷子，曲折向北向西，来到一间面朝北的房子。门口是用木板搭盖的挡风阁子，两间简陋的小屋，可以避风雨。室内凌乱地放着一些书籍和生活用品，房间正中放着一个装了烟筒的蜂窝煤火炉，先生贴近火炉而坐，两手拥抱火炉取暖。他只穿了一身破旧的蓝色棉衣裤，目光呆滞而无神。因多年不见，我们报了姓名，先生才嘴角微动，以笑作答。我们伫立良久，不知说什么才好，还是先生说：“你们坐吧！”我环视四周，没地方可坐。还是那位同学搬来了一条木凳，才开始了我们的谈话。我问先生：“您好吗？”先生说：“好，还好。”声音是那样的低沉，我顿感心酸。我们问到先生的近况，过去二十年的经过，先生回答极简单，也毫无怨言。我们谈到先生过去的妻子，因为彼此都是熟识的。先生说：“是我对不起她！”先生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不会交绝而出恶声的。

我们想在先生身边多停留一会儿，约他一同吃饭，先生表示同意。在颠簸的土路上，我们分别走在先生的两旁。初见到他的时候，那种压抑的心情完全消失，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送先生从什刹海回鼓楼东一样。来到一家餐馆，顾客寥寥无几。我们选了一张靠近火炉的位置坐下，要了几道菜和少许葡萄酒，缓慢地用着。先生很少说话，他端坐，背已略驼，目光竟变得深邃而平静了。

辞别先生归来，行路更加颠簸。我们默默地走着，只有天边几颗寒星，点缀着，这初冬的北京。

此次见到先生以后，唯一希望的是，能看见先生更多的文章。1980年1月，《**日报》发表了先生追念冯雪峰同志的悼文《比我淋更多的雨》。仅看题目，我的双眼就已被泪水模糊了；文章虽短，意味深长，我仿佛见到先生在雨中被淋着，头发散乱，脸上淌着雨水⋯⋯

先生1906年4月16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与人合伙开鸡鸭行的商人家庭。他在老家慈溪长大，十几岁回到上海进钱庄做学徒、银行当练习生。20年代末，他刚到欧洲留学不久，即在巴黎参加了法国共产**，其间秘密为《赤光》撰稿，与罗曼·罗兰通信，与艾青相识，也从哲学转向文学，自然更染上了有《马赛曲》风范的人道情怀。从30年代初回国到抗战，他积极而无畏地从事世界语者运动和反战工作，终于得以在1938年3月10日抵达延安，直到八年以后，随部队行军至东北开辟解放区，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他的散文名篇以及结集大多属于——战争年代的沉雄犀利的战士美文，即《国际家书》和《伟大的安慰者》。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将近三十年间，先生自进入**文学研究所以后，就几乎再没有安定过，在运动中历尽磨难，先后两次九年下乡劳改，73岁那年才得以**。他以最后的力量向人生终点冲刺，拼力写出一批散文与诗，在报刊上发表，但终因已身心憔悴，于1982年住进了医院，从此一病不起，1984年11月13日长逝，享年78周岁。令人遗憾，由丁玲、陈企霞先生分别作序的《李又然散文集》的正式出版，已是李又然先生身后之事。

是的，永志不忘，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先生的一生，忠于祖国，热爱**，追求真理，学贯中西；他豁达大度，助人为乐，心地坦诚，诲人不倦，是一个真正的共产**。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附记：原载于1985年7月15日《江城日报·松花湖副刊》。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李又然同志于吉林解放初期，在我市工作和生活过，主持筹建过吉林省文协，主编过《文艺》周报、《文艺月报》。本刊曾于1982年初夏，派人进京邀他撰写《江城琐忆》文章。不料他因病住院，未能如愿；更未料到他一病不起，两年后溘然长逝。现发表周永珍同志文章，为**纪念。

孙肖平：《**作家的摇篮》 接到鲁迅文学院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后，不禁有些激动。阔别已久的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顿时又有声有色地出现在眼前：

丁玲老师的**和她那富于魅力的独特见解，像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朝气蓬勃的**们；

冯雪峰用让我们无论怎样使劲听也听不清楚的浙江土话讲鲁迅的作品和人品；

胡风每每上课必定带着夫人梅志，师娘当年漂亮得像电影演员，让年轻的学生不能聚精会神地听课；

罗曼·罗兰的学生李又然，不知他为什么每次在讲课前，总要穿裙子的女同学把腿并拢些，他讲课的语言，像他的散文一样精练、准确、优美；

艾青对同学严厉得有时要骂人，他听说有人对**诗歌传统不够重视，就在课堂上火冒三丈：“母亲就是长得丑你也得喊她娘⋯⋯

附记：节选自孙肖平《清明》2001年第5期。

赵郁秀：《完全扭转了对他的偏见》 1953年9月7日，**文学研究所于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红油漆大门内新建的教学楼举行了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

⋯⋯我们开学，郑振铎第一个登上了讲台。他的古典文学课，持续两个月，先后共四讲——第一讲：为什么和怎样学古典文学；第二讲：**古典文学的诗歌传统；第三讲：**古典文学的戏剧传统；第四讲：**古典文学的**传统。这之中穿插有：李又然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冯至讲《唐诗》；阿英讲《元曲》；宋之的讲《西厢记》；聂绀弩讲《水浒》（一共四讲，每周一讲）；连阔如讲《水浒》人物塑造；路工答问《水浒》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11月15日由冯雪峰对历时月余的《水浒》学习、研讨进行小编综合来说……王亚平讲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

今天，我翻阅这些讲义，那泛黄的白纸现出的钢版刻印的蝇头小楷字字清晰，而且，错漏字像米粒大的校字，也工工整整，真不亚于今天的电脑打字。当年，不仅有讲课讲义，而且，还有《诗经》《楚辞》《唐诗》《元曲》以及希腊史诗、戏剧等油印本。教务处的速记员王伟，整理文稿的许显卿、朱靖华、王文迎等以及刻蜡版的老先生们，该付出多大的心血呀！

同游国恩先后讲《诗经》的李又然是本所老师，曾经留学法国，罗曼·罗兰的学生，举止行动也带洋味。他的夫人是本所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时任《文艺学习》编辑，辅仁毕业的北京青年，刚生一女孩，家里总挂着窗帘，谁也不敢进去。传说他是延安时被称为萧军、塞克等“四大怪”之一。但是，听他讲了一堂《诗经》，使我们完全扭转了对他的偏见，同时也明白了**留洋者，大多是从小读四书五经、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后来，他讲罗曼·罗兰，更使我们佩服了。同这两位“讲经”老师迥然不同的是郑振铎。他，高大魁梧，戴着深度眼睛，一身毛料中山装，俨然**官员，但是，他放开洪钟似的声音讲课的时候，又纯是西谛学者风度，皮包桌上放，很少打开看，一、二、三，A、B、C⋯⋯小节大题、条理清晰、满腹经纶、无一废话，11:30准时下课，真是**古典文学的一部活字典。

附记：摘自于赵郁秀《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他的夫人⋯⋯刚生一女孩”一句，原为“他的夫人是本所工作人员、复旦毕业的上海青年，刚生一小孩”是错误的。

九文学数字谜。有人一分钟、一个字地算计过家父李又然在**文学研究所的课时和讲义；公木、沙鸥之流为此可怜地写所谓讽刺诗在《**日报》《文艺报》《诗刊》上发表，应景同时为保全自己，对李又然实施落井下石。也可以说，整人的人对于挨整的人采取的办法就是文学数字谜——每一分钟、每一个字地算计挨整的人在**文学研究所的课时和讲义。这样**尔族少女辫子多，有多少顶帽子也会给你扣上，左派、右派都是一个你。

现在，几十个人的回忆，几十万字的记载，《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属于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行品，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却很少有人写到当年**文学研究所师生抗美援朝以及赴桂土改时的经历。在我搜集到的所有文字中，作为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第21团暨广西省委直属部门干部混编土改工作团第二团成员的陆地、胡昭二人，他们回忆得最多：亲切而翔实，直接而可信；将此文收入文集的也是陆地、胡昭。

陆地：《这里冬天如春季》 新**成立初年——1951年的冬日，**直属机关单位组成的土改工作团，一行名人、专家，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文学研究所的教授、讲师以及男女学生等百数十号人，南下广西边地，来参与广西省委直属部门干部混编土改工作团第二团的工作（广西省于1958年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改工作团，选定于省会南宁市郊的邕宁县第十三区****所在地老口圩，临时驻地坐落在对河岸边一座孤立的村小学校旁边的居民点麻子畲村屯。

从这儿，左，江船可通至睦南关（友谊关）、龙州的左江；右，航程能达百色州府（百色市）的右江——两大江河的交汇码头，故得名称“老口”，它是闻名遐尔特产良种鱼苗的供销圩场。

土改工作团的负责干部是来自北京即**的：**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胡绳（马列主义理论家、曾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吴寄寒（笔名吴江）；全国文联戏剧家田汉（《国歌》的词作者）、安娥（《渔光曲》的词作者、田汉夫人）；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毓；**文学研究所教授、诗人李又然；还有，全国文联的诗人艾青，画家李可染、张光宇，音乐家江定仙；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亚洲北京总会秘书长唐明照（后出任**副秘书长），等等，分别担任正、副团长和各中队正、副队长的名分。本地干部——广西省委的人，有：广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广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处长肖寒，广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谢芳春，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陆地，等等。

工作团的工作区，分布下到各乡各村。第一中队胡绳、吴寄寒领头到扬美、下楞的乡镇；第三中队艾青、唐明照、陆地和张志民一道，在和安、华安、灵湾村和石埠镇等。全区村镇濒临大河；和安、华安两村一带为橄榄树林植被所覆盖，林木浓绿茵翳，枝干银白光洁。呈现一片幽雅宜人的风光，大大令人叹为观止。此时，正值北国数九寒天季节，冰天雪地。不想在此南方却暖和如春。诗人艾青灵感敏捷，脱口沉吟：“不必为我寄寒衣，此地无冬如春季。”乐得大家哈哈欢笑，引起同感共鸣。

再说，此处不仅每年春汛水暖，适宜孵化鱼苗而引来远地贩苗行商聚集采购的热闹，并且另有民间歌谣野趣的习俗，引人喜闻乐见。饮誉全国的《刘三姐》歌剧那场脍炙人口的对歌，其中一组为人传唱不衰的曲词，就是吸取此地平民百姓素所耳熟能详的曲谱。

记得土地改革运动闹了半年之后，广大贫下中农次第从奴隶翻身成了主人。北京**的来人，即将北归京华之际，主客在车站月台握手依依话别，一位燕京大学女学生薛传钊，情不自禁，意味深长地面对敬重的新知友好，悄声吐露衷心的话：“我⋯⋯人家真舍不得这块美丽的南方啊！”

不好否认，就因这句无奈惜别的心声，竟成了牢记在心的人十年之后，酝酿绽开灵感之花，文苑上呈现一部借以为名而被人传诵的长篇**。

瞬息半个世纪过去了。1997年，一位正在要着手撰写“郊区志”的覃芝馨学人，接受区长罗世敏同志的拟议，将要在郊区开发度假村作为旅游景点，并且兼建培养青年一代文艺人才的“创作之家”，以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事业的同步发展。特意邀我——过时的老人一道，趋赴胡绳等文化名家当年在那儿留下足迹的扬美古镇，**览胜。古镇换新颜，千言万语都难道尽世态的沧桑。

附记：摘自于陆地著《乡谣·序》（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5、怎么军事却不行？

历史上，宋朝，文化与文明建设，以及经济发达水平，堪称世界一流，当然，军事武器装备都是世界最顶级的，打不过辽、金，灭亡于蒙古，缘于错误的治国方略，“联金灭辽”以及“联蒙灭金”的战略错误，自己的战略决策把自己送上**亡之路！

北宋，被称为“**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 文艺复兴，应该是文化、文明建设的高峰期，确实出现了，**文学史上又一个文学高峰；代表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峰的文学体裁，上古神话，先秦诸子百家，汉赋，唐诗，宋词，宋词的出现，文学又呈现了一个文学高峰，空前绝后，领先世界。

北宋，无可比拟的经济革命，据经济学家测算，北宋时期，**的经济水平为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那为什么？作为一个文化、经济发达的大国，而遭受北方文化、经济并不发达的辽、金部族的吊打呢？

主要原因在于， 终宋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分权制的军事体制自认为正确，而实际误国、误民的问题。

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以掌握军事实力的军事将领，趁后周国主年幼，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登上帝位，因而惧怕历史重演，“杯酒释兵权”。

因而，抑制武将，重文轻武，军事上，以不识军事的文官统率军队，且统兵之官，定期轮换调转，造成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确达到了赵匡胤所忌的武将拥兵自重、**夺皇位的目的，然而，极大的削弱了古代亲兵亲将传统的军队的战斗力。

大家熟知《水浒》中，大文豪苏轼家僮出身、毫无军事才能的高俅，身居相当于今天的**长之职——太尉，虽然《水浒》**中丑化了的，历史上是实有其人其事的！

而且将军队分为禁军——**军，为军事主力，主要护卫京城，分散兵力驻各地，监视地方；遇有战事，领兵将军临时选调，并不了解掌握部队情况，且有统兵文官、宦官监军，决策折腾来折腾去，战机稍纵即逝，怎容时间，虽然禁军兵力最高曾达120万之巨，但是，形不成强大有力作战能力，使战斗力大打折扣，犹如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地方军厢军及州府兵、县丁，皆农夫、市镇游民，毫无战斗力可言。

因而，宋朝，已进入封建社会先进的文化、经济实力大国，当时位居世界一流，而军事实力，却是与文化、经济大国不相符，兵员虽多，为不战之兵，将军亦广，而无能战之将，一句话，将熊兵弱。

对文化、经济落后的，处于落后宋朝封建社会一个社会形态的奴隶社会的游牧民族，辽、金、蒙古本身弱小的民族，反而变成了强悍的“马背民族”，在错误的治国方略、军事体制下，不堪一击，唯有以先进的生产力产生的发达经济财富，源源不断的输送财富以求和苟且。

“联金灭辽”，导致北宋灭亡的最大战略错误，辽国存在，是金国攻宋的缓冲区，金辽战争，大宋，坐山观虎斗，两败俱伤，一举出击，杀无力还击之败军，最大赢家是大宋帝国，何乐不为！

“联金灭辽”，把辽国缓冲区丧失，为金国“为虎添翼”，自己把“最大赢家”拱手送给金国，自取灭亡，呜乎！

面对强敌，不思进取，改革治国方略、军事体制，甚而采用“联金灭辽”以及南宋“联蒙灭金”同样的的错误战略，乃至丧权辱国，民族气节尽失，卑躬屈膝，自称“侄皇帝”、“儿皇帝”苟且偷生，以至最终造成徽钦二帝北虏五国城，落井观天，强大的北宋帝国消亡，留下先进发达国家不敌弱小落后民族的历史笑话！

恶性循环，进而导致南宋于蒙古摧残下，演出崖山陆秀夫背负幼帝蹈海悲剧，灭亡于蒙古，呜乎，呜乎唉哉！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