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趣味汕头话
D通过排除法
嫁接不会遗传
也不属于新品种
可以结种子
只不过结出来的是萝卜或白菜
他们之间有生长激素传递
文章来自互联网，非原创，不知道原作者哪位，侵权删。成文时间不晚于2013年，看来潮汕之争已经很久了呀。
一、是“潮汕”文化，还是“潮州”文化
就时下来谈，关于“潮汕文化”，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名称问题。之所以称“潮汕文化”，有一个依据和参照，就是岭南文化。目前，我省历史文化学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岭南文化包括三个部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这些都是区域性的文化，《中华文化大辞海·文化精萃分类卷》称为“带有浓重地方特点的”“地方文化”。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都有大量海外**，所形成文化都有一定群体性、民系性，但作为亚文化的一种，归根到底都是地方文化。作为地方文化，只有用“潮汕”这个词，才能涵盖现今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以至汕尾市海陆丰和梅州市的丰顺大埔一带。
称潮汕文化，本并没有异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不少有识之士，包括省里的一些非潮籍领导，如王屏山副省长，开始提出要对这一别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于是，汕头大学率先于1990年11月成立了由杜经国教授任主任的“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并先后出版了两集《潮汕文化研究论丛》。翌年年底，在吴南生主席的倡导下，潮汕三市联手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由刘峰主席任理事长，聘请饶宗颐先生等为顾问；1993年底，由饶宗颐先生担任主编的《潮学研究》创刊。此后，揭阳市也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揭阳市研究会”。这期间，多位知名学者先后以“潮汕文化”为题著文。如詹伯慧的《新世纪潮汕文化研究之我见》，曾骐的《韩江流域史前考古与潮汕文化源》，蔡起贤的《外来文化与潮汕文化的交融》，林伦伦的《对潮学和潮汕文化的再认识》，赵春晨的《略论近代潮汕文化的转型》，新加坡黄叔麟的《潮汕文化在新加坡》，美国翁绍裘的《潮汕文化对外交流的特征和影响》，等等，等等。2001年7月，由黄挺、陈占山著，并经杜经国审定的《潮汕史》（上册）出版发行，标志着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已获得阶段性的丰硕成果。
我们还不应淡忘了在每届潮学研讨会上，潮汕三市领导和海内外嘉宾都围绕“潮汕文化”这一共同关注的课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比如，第二届（1997年），潮州秦昌大副**的讲话就毫不含糊地阐明：“潮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庄世平先生则说：“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支流”。陈伟南先生也强调：“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支”。李嘉诚先生还特为研讨会发来贺词，十分明确地指出：“潮汕文化丰富，源流绵长而具特色”。要说“共识”，这就是海内外潮人的共识。
令人不解的是，近一两年来，有些人却认为“潮汕”的“汕”字比较晚出，而“潮州”历史长，更有代表性，所以打出“潮州文化”的旗号，而不屑于提“潮汕文化”，并不认同于岭南文化。这种看法显为不当。
如所周知，“潮汕”一词完完全全是个地域名称，早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区位概念非常明确。作为地域名称，根本不必考虑其中某个字什么时期才出现。潮汕一词最迟可见于光绪九年（1883）“委办潮汕海口洋务委员同知衔试用知县葛肇兰禀”。由于是个约定俗成的区域名，其概念范围不因行政区域的改变而改变，一直较为固定。而作为行政区域的潮州，则历代多有变易，大至辖有整个粤东和闽南部分地区，小至二级市以至与潮安县分治时期的小潮州。尤须阐明的是，行政区域名称是地名中最具权威性的，也最带强制性的名称。为此，如果用“潮州”一词，就必然会让人误以为指当今行政区域上的潮州市，容易产生歧义。称“潮州文化”无异于作茧自缚。所以用“潮州文化”来指称潮汕地区的文化，是不适宜的。这就像我们不宜把广府文化称为广州文化，把客家文化称为梅州文化一样。我们不妨再查找一下全国若干有特色、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诸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等等，几可说没有一个是用行政区域名指称的。比如吴越文化，其所涵盖的有今之江浙大部和皖赣部分地区，显见用行政区域名称是包涵不了的。新近由中山市推出的香山文化，因涵盖范围的需要，也避开了现有行政区域名称。当然，在广府文化之外，再推出香山文化，窃以为大可不必，因为没有方言这一最重要的因素支撑。
举证这么多地方文化名称，目的只在于说明不宜以现有行政区域的称谓来指称其涵盖不了的区域及其文化。各个地方文化自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内涵，根本不必去逐个进行与本题无关的比附。同时，我们也并不否认有某些地方文化冠以行政区域名称，只要涵盖面明确，不产生歧义，当能为人们所接受。如果仅从历史长短的角度来讲，“揭阳”一名历史更长，比“潮州”要早了约八百多年，那又该如何解释呢？个别学人将潮汕文化说成是“植基于唐”，这实则是割断了潮汕地区的历史。将古揭阳近千年的历史文化一笔勾销，那是历史虚无主义。笔者在1993年所撰《潮汕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按：网上将“潮汕”写为“潮州”应是转录的笔误）一文，就已提出潮汕文化形成的第一阶段始自秦皇之发兵岭南至初唐陈政、元光平“蛮僚啸乱”，经过了漫长的一千多年。
又比如潮安，这个名词是民国初期才有的，此前称“海阳”，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观点，那么《潮安文史》就非改为《海阳文史》不可了。小编综合来说，区域名称不应以历史长短来取舍。我们再点检一下饶宗颐先生的论潮著述。饶老著有《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史前哪有韩江之称，且韩江一名也较晚见，古称员水。饶老又著有《潮州历代**史》，文中述及秦时史录留家揭岭，有云：“此即中原人士最早留居潮州者也”；述及汉武帝时余善率八千部众至揭阳，又有云：“盖由闽遵海来潮者”；述及三国时揭阳曾夏率众拒吴，复有云：“砀拒攸县，在湖南中部，去潮之揭阳尚远”。秦汉年间，远未有潮州之称，可见饶老指称地域名，绝不囿于所述史事发生之时的称谓，而以时人明确，不产生歧义为准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所有地方文化的种种具体内涵，都不无“带有浓重的地方特点”，潮汕文化的诸多具体内涵，也当不例外，所以其冠首称谓也应有个统一的区域性名称。这就涉及专有名词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窃以为是可以改变，可以约定俗成的。《辞海》都要经常修订出版。与时俱进嘛。比如大锣鼓上京，用“潮汕大锣鼓”代替“潮州大锣鼓”，曾经在网上引起一阵争论。其实，采用“潮汕大锣鼓”还是恰当的，要不就会被人误会为是潮州市的大锣鼓了。用“潮汕”一名，“潮”字当头，当含潮州市以及揭阳市在内，有何不好？一个名词的使用，最重要的是不要产生歧义。
潮汕方言作为潮汕文化“最表象化、最具表现力的文化内容之一”，其称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最初曾被称为“福佬话”。因为福建人在明清时期大量**潮汕，称“福佬人”，以别于原住居民；其所**语言，则称“福佬话”（有人说是“河洛话”的谐音，那就牵强了）。后来，福佬人与原住民渐渐融合，也就不再称为“福佬话”，而称为“潮州话”，因为那个时候潮州是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到了近代，汕头逐渐成为潮汕地区的中心城市，“潮州话”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称为“汕头话”。1861年，汕头开埠，洋人多先由汕头口岸触摸到潮汕文化的脉搏，理所当然地将汕头话当成潮汕方言的代表。1884年英国长老会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浸信会牧师威廉·耶士摩所撰《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就是一个确证。饶宗颐先生1948年所写《**省高雄县潮州镇访问记》一文，则把潮汕方言称为“汕头语”。与此同时，由于潮汕一词之被广为认知，人们也逐渐习惯称之为“潮汕话”。 1928年，陈复衡编《潮汕注音字集》，1933年潘载和编《潮汕检音字表》，1934年姚弗如编《潮汕十七音》等字书先后出版，特别是1935年陈凌千编《潮汕字典》的出版，更可说是这一方言被称为“潮汕话”所展示的不争之事实。这册字书一版再版，发行多达近一百万册，影响了几代学人。此后，续有刘绎如编《潮汕十八音》，黄钟鸣编《潮汕大字典》。到1943年，潮汕一代学者，府城人翁辉东也编著出版了《潮汕方言》一书。
最近，****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已建立了“汕头话音档”，以有声资料确认汕头话为潮汕方言的代表，这是**城市的聚合优势所使然。这里所说的“汕头话”已是狭义的概念，并非指称整个潮汕方言。这正如北京话之于普通话。潮汕话当还有潮州话、揭阳话等小分支。指称整个潮汕方言，我认为现在还是应该称为“潮汕话”，或者称为“潮语”，这样更为确切。整合为“潮汕”这个称呼，也可以避免诸如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出现的潮州潮剧和汕头潮剧，以至揭阳潮剧之类的问题。这应是潮汕三市均接受得了。反之，其义则狭。如前几年，汕大出版社发行四大部精装本《潮州民间美术全集》。去年，有个企业家想购若干有地方特色的书籍送客人，我介绍了这套书。企业家一看，误以为是潮州的，不是整个潮汕的，不要了。实际上，其中内容三市都有所涉及。
还有个“潮学”问题，这本来早已统一意见，现在又反弹了。饶宗颐先生最初的确是提出研究“潮州学”，并著有专论。但这个问题，1997年在汕大筹备召开第二届国际潮州学研讨会时，我们考虑到汕头市已一分为三，潮州已成为其中一市，潮州一词已有新的确切的概念，故提出改为“潮学”。当时，饶老稍一沉思，便当即首肯，终于以“第二届国际潮学研讨会”的名称正式开幕。此后每届（现已进行了六届）研讨会都称“潮学”。
近年，或以“潮学”为参照，主张将潮汕文化简称为“潮文化”；或以“客家文化”为参照，拟称潮汕文化为“潮人文化”，这倒是都未尝不可考虑。2000年底，笔者在《试论潮人文化特征与诗歌创作》一文就曾提出：“潮汕文化是海内外二千多万潮人所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根在潮汕，它的枝叶已蔓延于全球”，“为此，我更主张称潮汕文化为潮人文化”。但是，这些考虑，都不应以否定原已认同了的“潮汕文化”这一称谓为前提。
最后，尤须强调的是，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潮汕文化，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既包含着历史和现状，同时也孕育着未来。所以，考察其历史形成的轨迹，意在藉以更深刻而准确地辨认并概括其现状所展示出来的特征，进而窥见其发展的趋势。我们研究潮汕文化，目的在于力图去把握这一独特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主动地以文化创造者的身份去弘扬优势、克服弱点，进而造就更强劲的文化力量，以推动社会现代化，并使潮汕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扩展其积极的文化影响。
那些因“汕”字较晚出而不愿认同“潮汕”这一文化地域概念的人，那些只把某种文化当成一成不变的“符号”的人，不是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因而对潮汕文化的这一动态过程视而不见，就是犯了狭隘的正统观念的毛病，因而对新兴的地区性中心城市，对大潮汕的文化情结，对“与时俱进”的观念都一概嗤之以鼻，这实际上大大有碍于我们去扩展潮汕文化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影响。是文化人，就不能不对此深加思忖。
二、略谈潮汕文化的形成、特点及其推介
潮汕文化在很多方面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东西，这是因为潮汕人是从中原地区迁徙来的（福建只是潮人的中转站），本身就有一种文化积淀。到潮汕地区之后，远处东南海隅，限山阻海，与外界交流殊少，所带来的原生文化的积淀，就较多地保留了下来。就说潮汕话吧。瑞典有个语言学家叫高本汉，他认为潮汕话是“现今**方言中最古远最特殊的”。“古远”这一点很突出。试举几个例子。如“物”字单独作动词用，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见不到，但潮汕话就保留下来。在潮汕话里，几乎某一个动作、行为找不到贴切的表达都可以用“物”字来代替。这个用法很古老。《荀子·天论》有一句话，叫“思物而物之”，第二个“物”字就是动词，和潮汕话的用法一样。古汉语还常有“物其土宜”、“物土方”之类的话，“物”字也都作动词用。又如厕所称为“东司”，唐朝就是这样叫的，很古雅，因为唐朝人的建筑，厕所建在屋舍东面。又如“者”字，现代汉语不能用为指示代词，潮汕话则和古汉语一样，广泛用为指示代词，如说“者个”等。有一首敦煌曲子词，“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来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这个“者人”用法就和潮汕话一样，用为指示代词。还有，像“底”字，潮汕话用为疑问代词，如“底个”、“底块”等，这也可以从古汉语中找到根据，如韩愈被贬到潮州，有一句诗：“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底”字表疑问，意为潮州是个什么样的处所。这种现象在潮汕话里很多，可以举很多例子，所以说是活化石并不为过。
也应该看到，潮汕文化还是一种聚合文化。从历史上看，第一是中原汉族文化和潮汕本地的百越文化经过一次大融合，互相吸纳；然后随着潮汕人到海外去，和海外文化融合后，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影响潮汕文化，这又是一次大融合。潮汕文化就是这样一种聚合形态。
潮汕地区固然有海路与外界沟通，但与中心地带交通的条件较差，偏处一方，长期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是地理条件所造成的。任何历史时期，地理因素都很重要，可说是第一因素。经济发展，政治形成，离开地理条件都无从谈起。古代文明的发展，几大文明古国都和大河有关，这是地理因素决定的。
潮汕地区地理上有它闭塞的一面，这是其不足，但也有它优越的一面，雨量充足，水好空气好，很适合人类居住，所以潮汕人普遍有一种富足的心理。“潮州大厝皇宫起”，就是这种心态在建筑上的体现，房子要建得有气派，重视装饰等，这是一种长住的，落地生根的思想。这种思想促进人口繁衍，但人口饱和了，又不得不向外迁移。温州人同样以流动迁移而出名，但他们是逼于本土山多田少，区位条件差，不走出去，便没有出路，与我们潮汕平原的独天得厚完全不同。但是，潮汕人富足守成的心态和迁徙开拓的精神也并不矛盾。
潮汕地区在唐宋以后人口繁衍很快，人多地少的问题一直很突出。现在潮汕地区人口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一，而土地则大约只有全国的千分之一。潮汕人口多到什么程度？郭沫若和杜国庠有一次闲谈夸大。郭沫若说，“全国佛像未有大于我四川乐山石佛”。杜国庠说，“一村而十万人口，全国未有如我莲阳”。杜国庠的家乡澄海莲阳向有“十万人乡”的说法。有人认为潮汕人和潮汕文化有一种惰性，或者叫惯性，不喜欢和外界交往。其实，潮汕人是最愿意走出去的。潮汕人在本土和本土之外几乎一样多。潮汕人有一种“徙才会大”的观念。潮汕文化也并不排外。不分场合，好讲方言，这只是为了方便，一种习惯，并不是潮汕人所特有的，各方言区都一样。广府人讲广府话的气习，比潮汕人讲潮汕话尤甚，人们并不觉其排外。
研究潮汕文化，离不开要探讨其特点。说到潮汕文化的特点，人们总会列举出刻苦耐劳，富开拓性，凝聚力强等等，这固然也没错，但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品质，而潮人最具有本质内涵的特点，应该是“精细”和“精明”，这是人多地少所逼出来的，是其他地方文化所无法比拟的。潮汕人种田如绣花，刻木石如微雕，何其精细；潮商，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内陆，均蜚声遐迩，李嘉诚、黄光裕，一个又一个的商界巨擘，都何其精明。
潮汕文化既有对原生文化大量存优的一面，又有聚合创新的一面，其价值不可估量，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知名度也不够，所以开始有了包装的问题。包装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适应市场的需要，有人担心这样会失去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我认为这无妨多让人们去尝试。因为要走出去，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但原汁原味的东西也应该保留，应该两条腿走路。就像写格律诗，有人主张用现代诗韵，有人主张恪守《佩文诗韵》。对此，诗词界就采取两条腿走路。不妨都让人去试试。包装很重要，但也要尊重另外一部分需要原汁原味的人的需要。潮剧不管怎么变，潮乐不管怎么变，潮汕的工艺不管怎么变，都要“姓潮”。
推介潮汕文化，需要一些学者的热心支持。学者在文化圈和学术界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比如云南的纳西古乐，现在能够名气这么大，这么受重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和一个叫宣科的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对纳西古乐进行多年的研究、发掘和宣传，才有现在的效果。我们的潮汕民居，应该说很有特色，也已经吸引了不少学者进行研究，但还是做得不够。这方面，不少地方已走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还要力求在更高层次上推出潮汕文化的品牌。这就需要争取更高层次的支持，各市当途者的支持，特别是省一级的支持。再有一个，就是要减少内耗，不要纠缠于“潮汕文化”还是“潮州文化”，不要作茧自缚，要形成合力，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拓展知识：
趣味汕头话
林笳表示，他对很多“00后”、“90后”，甚至“80后”的年轻人不能正确地使用本地方言感到无奈，他认为，对汕头话的保留与传承，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来肯定和支持。作为视频的创作者，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趣味为形式，内容为载体”的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本土方言文化，引起年轻一代对“母语”的兴趣，使更多的人重视和热爱本土文化。
前沿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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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通过排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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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结出来的是萝卜或白菜
他们之间有生长激素传递
文章来自互联网，非原创，不知道原作者哪位，侵权删。成文时间不晚于2013年，看来潮汕之争已经很久了呀。
一、是“潮汕”文化，还是“潮州”文化
就时下来谈，关于“潮汕文化”，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名称问题。之所以称“潮汕文化”，有一个依据和参照，就是岭南文化。目前，我省历史文化学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岭南文化包括三个部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这些都是区域性的文化，《中华文化大辞海·文化精萃分类卷》称为“带有浓重地方特点的”“地方文化”。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都有大量海外**，所形成文化都有一定群体性、民系性，但作为亚文化的一种，归根到底都是地方文化。作为地方文化，只有用“潮汕”这个词，才能涵盖现今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以至汕尾市海陆丰和梅州市的丰顺大埔一带。
称潮汕文化，本并没有异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不少有识之士，包括省里的一些非潮籍领导，如王屏山副省长，开始提出要对这一别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于是，汕头大学率先于1990年11月成立了由杜经国教授任主任的“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并先后出版了两集《潮汕文化研究论丛》。翌年年底，在吴南生主席的倡导下，潮汕三市联手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由刘峰主席任理事长，聘请饶宗颐先生等为顾问；1993年底，由饶宗颐先生担任主编的《潮学研究》创刊。此后，揭阳市也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揭阳市研究会”。这期间，多位知名学者先后以“潮汕文化”为题著文。如詹伯慧的《新世纪潮汕文化研究之我见》，曾骐的《韩江流域史前考古与潮汕文化源》，蔡起贤的《外来文化与潮汕文化的交融》，林伦伦的《对潮学和潮汕文化的再认识》，赵春晨的《略论近代潮汕文化的转型》，新加坡黄叔麟的《潮汕文化在新加坡》，美国翁绍裘的《潮汕文化对外交流的特征和影响》，等等，等等。2001年7月，由黄挺、陈占山著，并经杜经国审定的《潮汕史》（上册）出版发行，标志着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已获得阶段性的丰硕成果。
我们还不应淡忘了在每届潮学研讨会上，潮汕三市领导和海内外嘉宾都围绕“潮汕文化”这一共同关注的课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比如，第二届（1997年），潮州秦昌大副**的讲话就毫不含糊地阐明：“潮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庄世平先生则说：“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支流”。陈伟南先生也强调：“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支”。李嘉诚先生还特为研讨会发来贺词，十分明确地指出：“潮汕文化丰富，源流绵长而具特色”。要说“共识”，这就是海内外潮人的共识。
令人不解的是，近一两年来，有些人却认为“潮汕”的“汕”字比较晚出，而“潮州”历史长，更有代表性，所以打出“潮州文化”的旗号，而不屑于提“潮汕文化”，并不认同于岭南文化。这种看法显为不当。
如所周知，“潮汕”一词完完全全是个地域名称，早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区位概念非常明确。作为地域名称，根本不必考虑其中某个字什么时期才出现。潮汕一词最迟可见于光绪九年（1883）“委办潮汕海口洋务委员同知衔试用知县葛肇兰禀”。由于是个约定俗成的区域名，其概念范围不因行政区域的改变而改变，一直较为固定。而作为行政区域的潮州，则历代多有变易，大至辖有整个粤东和闽南部分地区，小至二级市以至与潮安县分治时期的小潮州。尤须阐明的是，行政区域名称是地名中最具权威性的，也最带强制性的名称。为此，如果用“潮州”一词，就必然会让人误以为指当今行政区域上的潮州市，容易产生歧义。称“潮州文化”无异于作茧自缚。所以用“潮州文化”来指称潮汕地区的文化，是不适宜的。这就像我们不宜把广府文化称为广州文化，把客家文化称为梅州文化一样。我们不妨再查找一下全国若干有特色、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诸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等等，几可说没有一个是用行政区域名指称的。比如吴越文化，其所涵盖的有今之江浙大部和皖赣部分地区，显见用行政区域名称是包涵不了的。新近由中山市推出的香山文化，因涵盖范围的需要，也避开了现有行政区域名称。当然，在广府文化之外，再推出香山文化，窃以为大可不必，因为没有方言这一最重要的因素支撑。
举证这么多地方文化名称，目的只在于说明不宜以现有行政区域的称谓来指称其涵盖不了的区域及其文化。各个地方文化自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内涵，根本不必去逐个进行与本题无关的比附。同时，我们也并不否认有某些地方文化冠以行政区域名称，只要涵盖面明确，不产生歧义，当能为人们所接受。如果仅从历史长短的角度来讲，“揭阳”一名历史更长，比“潮州”要早了约八百多年，那又该如何解释呢？个别学人将潮汕文化说成是“植基于唐”，这实则是割断了潮汕地区的历史。将古揭阳近千年的历史文化一笔勾销，那是历史虚无主义。笔者在1993年所撰《潮汕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按：网上将“潮汕”写为“潮州”应是转录的笔误）一文，就已提出潮汕文化形成的第一阶段始自秦皇之发兵岭南至初唐陈政、元光平“蛮僚啸乱”，经过了漫长的一千多年。
又比如潮安，这个名词是民国初期才有的，此前称“海阳”，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观点，那么《潮安文史》就非改为《海阳文史》不可了。小编综合来说，区域名称不应以历史长短来取舍。我们再点检一下饶宗颐先生的论潮著述。饶老著有《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史前哪有韩江之称，且韩江一名也较晚见，古称员水。饶老又著有《潮州历代**史》，文中述及秦时史录留家揭岭，有云：“此即中原人士最早留居潮州者也”；述及汉武帝时余善率八千部众至揭阳，又有云：“盖由闽遵海来潮者”；述及三国时揭阳曾夏率众拒吴，复有云：“砀拒攸县，在湖南中部，去潮之揭阳尚远”。秦汉年间，远未有潮州之称，可见饶老指称地域名，绝不囿于所述史事发生之时的称谓，而以时人明确，不产生歧义为准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所有地方文化的种种具体内涵，都不无“带有浓重的地方特点”，潮汕文化的诸多具体内涵，也当不例外，所以其冠首称谓也应有个统一的区域性名称。这就涉及专有名词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窃以为是可以改变，可以约定俗成的。《辞海》都要经常修订出版。与时俱进嘛。比如大锣鼓上京，用“潮汕大锣鼓”代替“潮州大锣鼓”，曾经在网上引起一阵争论。其实，采用“潮汕大锣鼓”还是恰当的，要不就会被人误会为是潮州市的大锣鼓了。用“潮汕”一名，“潮”字当头，当含潮州市以及揭阳市在内，有何不好？一个名词的使用，最重要的是不要产生歧义。
潮汕方言作为潮汕文化“最表象化、最具表现力的文化内容之一”，其称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最初曾被称为“福佬话”。因为福建人在明清时期大量**潮汕，称“福佬人”，以别于原住居民；其所**语言，则称“福佬话”（有人说是“河洛话”的谐音，那就牵强了）。后来，福佬人与原住民渐渐融合，也就不再称为“福佬话”，而称为“潮州话”，因为那个时候潮州是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到了近代，汕头逐渐成为潮汕地区的中心城市，“潮州话”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称为“汕头话”。1861年，汕头开埠，洋人多先由汕头口岸触摸到潮汕文化的脉搏，理所当然地将汕头话当成潮汕方言的代表。1884年英国长老会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浸信会牧师威廉·耶士摩所撰《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就是一个确证。饶宗颐先生1948年所写《**省高雄县潮州镇访问记》一文，则把潮汕方言称为“汕头语”。与此同时，由于潮汕一词之被广为认知，人们也逐渐习惯称之为“潮汕话”。 1928年，陈复衡编《潮汕注音字集》，1933年潘载和编《潮汕检音字表》，1934年姚弗如编《潮汕十七音》等字书先后出版，特别是1935年陈凌千编《潮汕字典》的出版，更可说是这一方言被称为“潮汕话”所展示的不争之事实。这册字书一版再版，发行多达近一百万册，影响了几代学人。此后，续有刘绎如编《潮汕十八音》，黄钟鸣编《潮汕大字典》。到1943年，潮汕一代学者，府城人翁辉东也编著出版了《潮汕方言》一书。
最近，****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已建立了“汕头话音档”，以有声资料确认汕头话为潮汕方言的代表，这是**城市的聚合优势所使然。这里所说的“汕头话”已是狭义的概念，并非指称整个潮汕方言。这正如北京话之于普通话。潮汕话当还有潮州话、揭阳话等小分支。指称整个潮汕方言，我认为现在还是应该称为“潮汕话”，或者称为“潮语”，这样更为确切。整合为“潮汕”这个称呼，也可以避免诸如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出现的潮州潮剧和汕头潮剧，以至揭阳潮剧之类的问题。这应是潮汕三市均接受得了。反之，其义则狭。如前几年，汕大出版社发行四大部精装本《潮州民间美术全集》。去年，有个企业家想购若干有地方特色的书籍送客人，我介绍了这套书。企业家一看，误以为是潮州的，不是整个潮汕的，不要了。实际上，其中内容三市都有所涉及。
还有个“潮学”问题，这本来早已统一意见，现在又反弹了。饶宗颐先生最初的确是提出研究“潮州学”，并著有专论。但这个问题，1997年在汕大筹备召开第二届国际潮州学研讨会时，我们考虑到汕头市已一分为三，潮州已成为其中一市，潮州一词已有新的确切的概念，故提出改为“潮学”。当时，饶老稍一沉思，便当即首肯，终于以“第二届国际潮学研讨会”的名称正式开幕。此后每届（现已进行了六届）研讨会都称“潮学”。
近年，或以“潮学”为参照，主张将潮汕文化简称为“潮文化”；或以“客家文化”为参照，拟称潮汕文化为“潮人文化”，这倒是都未尝不可考虑。2000年底，笔者在《试论潮人文化特征与诗歌创作》一文就曾提出：“潮汕文化是海内外二千多万潮人所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根在潮汕，它的枝叶已蔓延于全球”，“为此，我更主张称潮汕文化为潮人文化”。但是，这些考虑，都不应以否定原已认同了的“潮汕文化”这一称谓为前提。
最后，尤须强调的是，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潮汕文化，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既包含着历史和现状，同时也孕育着未来。所以，考察其历史形成的轨迹，意在藉以更深刻而准确地辨认并概括其现状所展示出来的特征，进而窥见其发展的趋势。我们研究潮汕文化，目的在于力图去把握这一独特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主动地以文化创造者的身份去弘扬优势、克服弱点，进而造就更强劲的文化力量，以推动社会现代化，并使潮汕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扩展其积极的文化影响。
那些因“汕”字较晚出而不愿认同“潮汕”这一文化地域概念的人，那些只把某种文化当成一成不变的“符号”的人，不是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因而对潮汕文化的这一动态过程视而不见，就是犯了狭隘的正统观念的毛病，因而对新兴的地区性中心城市，对大潮汕的文化情结，对“与时俱进”的观念都一概嗤之以鼻，这实际上大大有碍于我们去扩展潮汕文化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影响。是文化人，就不能不对此深加思忖。
二、略谈潮汕文化的形成、特点及其推介
潮汕文化在很多方面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东西，这是因为潮汕人是从中原地区迁徙来的（福建只是潮人的中转站），本身就有一种文化积淀。到潮汕地区之后，远处东南海隅，限山阻海，与外界交流殊少，所带来的原生文化的积淀，就较多地保留了下来。就说潮汕话吧。瑞典有个语言学家叫高本汉，他认为潮汕话是“现今**方言中最古远最特殊的”。“古远”这一点很突出。试举几个例子。如“物”字单独作动词用，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见不到，但潮汕话就保留下来。在潮汕话里，几乎某一个动作、行为找不到贴切的表达都可以用“物”字来代替。这个用法很古老。《荀子·天论》有一句话，叫“思物而物之”，第二个“物”字就是动词，和潮汕话的用法一样。古汉语还常有“物其土宜”、“物土方”之类的话，“物”字也都作动词用。又如厕所称为“东司”，唐朝就是这样叫的，很古雅，因为唐朝人的建筑，厕所建在屋舍东面。又如“者”字，现代汉语不能用为指示代词，潮汕话则和古汉语一样，广泛用为指示代词，如说“者个”等。有一首敦煌曲子词，“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来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这个“者人”用法就和潮汕话一样，用为指示代词。还有，像“底”字，潮汕话用为疑问代词，如“底个”、“底块”等，这也可以从古汉语中找到根据，如韩愈被贬到潮州，有一句诗：“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底”字表疑问，意为潮州是个什么样的处所。这种现象在潮汕话里很多，可以举很多例子，所以说是活化石并不为过。
也应该看到，潮汕文化还是一种聚合文化。从历史上看，第一是中原汉族文化和潮汕本地的百越文化经过一次大融合，互相吸纳；然后随着潮汕人到海外去，和海外文化融合后，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影响潮汕文化，这又是一次大融合。潮汕文化就是这样一种聚合形态。
潮汕地区固然有海路与外界沟通，但与中心地带交通的条件较差，偏处一方，长期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是地理条件所造成的。任何历史时期，地理因素都很重要，可说是第一因素。经济发展，政治形成，离开地理条件都无从谈起。古代文明的发展，几大文明古国都和大河有关，这是地理因素决定的。
潮汕地区地理上有它闭塞的一面，这是其不足，但也有它优越的一面，雨量充足，水好空气好，很适合人类居住，所以潮汕人普遍有一种富足的心理。“潮州大厝皇宫起”，就是这种心态在建筑上的体现，房子要建得有气派，重视装饰等，这是一种长住的，落地生根的思想。这种思想促进人口繁衍，但人口饱和了，又不得不向外迁移。温州人同样以流动迁移而出名，但他们是逼于本土山多田少，区位条件差，不走出去，便没有出路，与我们潮汕平原的独天得厚完全不同。但是，潮汕人富足守成的心态和迁徙开拓的精神也并不矛盾。
潮汕地区在唐宋以后人口繁衍很快，人多地少的问题一直很突出。现在潮汕地区人口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一，而土地则大约只有全国的千分之一。潮汕人口多到什么程度？郭沫若和杜国庠有一次闲谈夸大。郭沫若说，“全国佛像未有大于我四川乐山石佛”。杜国庠说，“一村而十万人口，全国未有如我莲阳”。杜国庠的家乡澄海莲阳向有“十万人乡”的说法。有人认为潮汕人和潮汕文化有一种惰性，或者叫惯性，不喜欢和外界交往。其实，潮汕人是最愿意走出去的。潮汕人在本土和本土之外几乎一样多。潮汕人有一种“徙才会大”的观念。潮汕文化也并不排外。不分场合，好讲方言，这只是为了方便，一种习惯，并不是潮汕人所特有的，各方言区都一样。广府人讲广府话的气习，比潮汕人讲潮汕话尤甚，人们并不觉其排外。
研究潮汕文化，离不开要探讨其特点。说到潮汕文化的特点，人们总会列举出刻苦耐劳，富开拓性，凝聚力强等等，这固然也没错，但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品质，而潮人最具有本质内涵的特点，应该是“精细”和“精明”，这是人多地少所逼出来的，是其他地方文化所无法比拟的。潮汕人种田如绣花，刻木石如微雕，何其精细；潮商，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内陆，均蜚声遐迩，李嘉诚、黄光裕，一个又一个的商界巨擘，都何其精明。
潮汕文化既有对原生文化大量存优的一面，又有聚合创新的一面，其价值不可估量，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知名度也不够，所以开始有了包装的问题。包装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适应市场的需要，有人担心这样会失去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我认为这无妨多让人们去尝试。因为要走出去，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但原汁原味的东西也应该保留，应该两条腿走路。就像写格律诗，有人主张用现代诗韵，有人主张恪守《佩文诗韵》。对此，诗词界就采取两条腿走路。不妨都让人去试试。包装很重要，但也要尊重另外一部分需要原汁原味的人的需要。潮剧不管怎么变，潮乐不管怎么变，潮汕的工艺不管怎么变，都要“姓潮”。
推介潮汕文化，需要一些学者的热心支持。学者在文化圈和学术界可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比如云南的纳西古乐，现在能够名气这么大，这么受重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和一个叫宣科的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对纳西古乐进行多年的研究、发掘和宣传，才有现在的效果。我们的潮汕民居，应该说很有特色，也已经吸引了不少学者进行研究，但还是做得不够。这方面，不少地方已走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还要力求在更高层次上推出潮汕文化的品牌。这就需要争取更高层次的支持，各市当途者的支持，特别是省一级的支持。再有一个，就是要减少内耗，不要纠缠于“潮汕文化”还是“潮州文化”，不要作茧自缚，要形成合力，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拓展知识：
趣味汕头话
林笳表示，他对很多“00后”、“90后”，甚至“80后”的年轻人不能正确地使用本地方言感到无奈，他认为，对汕头话的保留与传承，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来肯定和支持。作为视频的创作者，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趣味为形式，内容为载体”的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本土方言文化，引起年轻一代对“母语”的兴趣，使更多的人重视和热爱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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