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湖南理工学院是几本
是二本
余三定，爱思想网专栏学者，现为湖南理工学院校长，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曾创立私家藏书楼——南湖藏书楼。
此文是作者在2015年10月29日在湖湘大学堂 名家讲坛的演讲整理稿，作者授权爱思想网首发，转载需取得授权。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书香怡人”。根据我的感受，第一你要藏书才有书香发出来；同时你要读书才能感受到书香。所以，“书香怡人”的内涵我认为就是要藏书、要读书，今天下午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关于藏书；第二是关于读书。
一、关于藏书
（一）**有民间藏书的传统
我国历代以来有民间藏书的优良传统。“民间”是相对于“官方”而言，我们讲“民间藏书”也可以说是指“私家藏书”。因为受讲座时间的限制，“官方的藏书”我今天不讲，就讲“民间藏书”。
我国著名的学者、散文家季羡林先生说：“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就是到了**十岁的时候），我才顿悟：**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季羡林先生为了说明他的观点还列举了很多论据，季羡林先生所列举的论据我在这里不重复。我现在举两个典型例子（代表），在我国民间藏书历史上特别有成就、特别有影响的就是清代湖南曾国藩的富厚堂，还有就是明代浙江的天一阁。
曾国藩藏书楼 富厚堂
曾国藩的藏书楼富厚堂建在湖南的湘乡（旧属湘乡县，现在受双峰县荷叶镇管），我到那个地方去过，是类似北京四合院的那种建筑，大部分建筑用于藏书，少部分作为居住等其他用途。他的藏书最多时达20万卷，我们知道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作家唐浩明，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唐浩明与曾国藩的文章题目为《编辑.研究.创作——唐浩明与＜曾国藩＞》。1949年以后，当时因为土地改革所有的房产都归公了，曾国藩的后代有的到**去了，有的到了**，他们走的时候还带了5大箱书籍和资料，现在存在台北故宫，绝大部分留下来了。据唐浩明讲，当地的老百姓说这是地主的财产把它烧掉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连长发现了，他说这些书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必须保护下来。他立即向上级报告，就用军用大卡车全部搬到了湖南图书馆，用铁锁把它锁起来。一直锁到粉碎“**”以后，人们想到要整理、编辑《曾国藩全集》了，才发现存放在湖南图书馆里、保存完好曾国藩的资料。唐浩明当时是岳麓书社的著名编辑，参与了整理、编辑《曾国藩全集》的工作，唐浩明在参与编辑《曾国藩全集》工作后，撰写、发表了多篇研究曾国藩的文章，再接着创作了著名的历史**《曾国藩》，这就是我的文章所说的“编辑·研究·创作”。
天一阁藏书
第二个“民间藏书”典型的代表就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它的藏书达30万卷，现在天一阁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馆，成为我们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功能除了藏书以外还包括对藏书的研究、整理、展览，还成为了一个旅游的名胜之地。
（二）岳阳民间藏书风气很盛
现在我的话题要回到我们所在的岳阳，岳阳民间藏书风气很盛，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我们先从古代说起。岳阳这个地方明清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有很多藏书家，最典型的一位叫做方功惠。他建了好多个藏书楼，包括“碧琳琅馆”、“十文选斋”、“玉笥山房”、“传经堂”等，他自己出版了很多的著作。方功惠是岳阳人，由于他的父亲在广东做官，所以后来他也在广东做官，他的藏书楼也建在了广东。他的儿子、孙子都继承了他的藏书事业，只是有点遗憾，他的孙子把他的20万卷藏书通过海路运到了北京。运到北京以后，1900年庚子之变发生，他们的家族也败落下去了，他的孙子就把这些书散掉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捐给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叶昌炽（1849—1917）《藏书纪事诗》中有一处写到他在北京的琉璃厂看到盖了方功惠藏书印的书。本来是想买很多书回去的，但是因为身上的钱很少，最后只买了五六部书。这个记载印证了方功惠的部分书在北京失散。方功惠有很多的藏书印，据说有数十方，比如说“书癖”、“碧琳琅馆藏书印”，还有一枚特别有意思的印叫做“好书到手不论钱”，表现了一个读书人对书的真正热爱。
当代的岳阳也是书香很浓的一个城市，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岳阳当代经常举办有关藏书的重要活动。比如1999年，岳阳市举行了评选十大藏书家的活动，十大藏书家被命名为“巴陵藏书家”（岳阳旧称巴陵），我本人也有幸被评为“巴陵藏书家”。我告诉大家，1999年评选的时候，我藏书量在岳阳市只是排在第四还是第三，其中最多的是一位退休的同志，入围的中间还有农民。2011年又评选了八位“岳阳藏书家”，我本人也有幸入围了。
第三，岳阳当今是一个书香很浓的城市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经常举办有关读书、藏书的讲座活动。我也参加过很多讲座活动，谈读书和藏书。我这方面的第一次讲座就是在我们学校演播厅即现在这个地方，讲稿被我们学校当时的团委**陈超文老师整理以后发表在《云梦学刊》，后来被《新华文摘》转载，我的演讲录音整理稿能被《新华文摘》转载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特别高兴的事。我记得我在岳阳市图书馆做演讲的时候，主办者没有特别进行组织，就是事先在网络上发了一个消息，读者愿意来的就来。那天我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回答问题二十分钟，总共两个小时。当时由于座位不够，有几十个人是站在后面听完的，包括一些老同志和一些小孩。我还到岳阳楼区、岳阳**中心组（**中心组第一讲是他们给我出的题目“读好书，做好官”，第二讲是请省纪委的同志讲，第三讲请中纪委同志来讲）等处做过讲座，还到我们湖南理工学院所在的社区做这个方面的讲座。
第三，岳阳当代也有不少民间藏书家。这里重点介绍何光岳、邹光忠两位。
何光岳（1935-2015）先生，岳阳县人（母亲为汕头人），他的藏书楼不建在岳阳，但他的藏书是从岳阳起步的。还有一位是邹光忠先生，他不是岳阳人但他的藏书楼建在岳阳。何光岳在湖南社会科学院内建了光岳藏书楼，藏书总量达11万册。我讲两个他藏书的故事给你们听：**期间他就开始藏书，因为那个时候他有工作、他的爱人没有工作，有几个小孩，家里很困难。有一年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家里没有任何东西，他爱人借了钱让他出去买点肉来，他上街买肉的时候看到了书，结果他把买肉的钱全部买了书。那天晚上他很晚才背着书回去，他爱人见到又背了一袋书回来，知道买肉的钱没有了，痛哭一场。还有一次，他到常德出差，在地摊上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很好但是很贵，他要买但是没有钱，他身上最值钱的是一件手工织的毛衣，就跟卖书者说我拿这件毛衣跟你换书行不行，卖书者一看这个毛衣还蛮新，于是便同意了，这样他就拿毛衣换了那本书。好多年后我问他当时冷不冷，他说冷还是冷，只是拼命抵抗冷吧。我开玩笑跟他说，你心里肯定是热乎乎的。
邹光忠（1935年-），新化县人，他为什么把藏书楼建在岳阳呢，他说岳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岳阳有藏书的传统，所以他在岳阳建了自己的藏书楼“积微书屋”。早年他没有钱买书，就到收破烂的店子里去，那里的书他觉得有用的就买下来，那里的旧报纸他也有选择地买下来，回家做剪贴本，他做的报纸剪贴本有几十个。收破烂的人收到一本书认为邹光忠可能要，就主动跟邹光忠联系直接卖给他。后来邹光忠经济情况改善后也买书。邹光忠不但藏书，而且写书，他编写了一部四百多万字的《世界节日大辞典》，很荣幸我们湖南理工学院的“读书节”、“科技节”等都被他写到书里面去了。早些年广东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书，要他把书稿带到广东去，当时他的书稿全部是手写稿（我曾经看到他站在书稿旁边的照片，书稿叠起来比他这位高个子的身高还要高），他就选了一部分书稿拿纸箱子装好。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邹光忠春节期间坐火车到广东去，坐的是平时运煤的闷罐子列车，车厢非常拥挤，每个小站都停，人越来越多。他觉得有可能要出安全事故了。他是军人出身的共产**，觉得不能不管不顾，为了站得高一点他就站到了纸箱子上，要大家听他的指挥，不要乱挤。车厢里乱糟糟的，结果他自己被挤下了箱子，没有任何办法回到箱子旁边。最后到了广州火车站，旅客都下完了，邹光忠才跑到他的箱子旁边。这时邹光忠才发现箱子已被踩烂，稿子被一本一本从里面抽出来丢到地上被人踩得乱七八糟。他对我说估计是有小偷以为他装了一箱金银财宝，结果拿出来都是纸，一生气就乱扔到地上。堂堂七尺男子汉的邹光忠当时竟然在车厢里抱着被踩烂掉的稿子嚎啕大哭起来。过了好长时间有一位警察巡查，看到邹光忠在哭，就跑去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丢了很多的稿子，是我写的书。警察说我还以为你丢了钱，丢了这个东西还哭什么？这说明并不是大家都愿意闻书香，邹光忠的这种感情和表现只有真正喜欢书的人才能理解。
（三）南湖藏书楼及其四个方面的功用
我是岳阳人，我也爱书，我也藏书，我在此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南湖藏书楼。
1、南湖藏书楼的概况和特点
“南湖藏书楼”这五个字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当时担任**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沈鹏先生题书的 。沈鹏先生现在八十多岁，如果说商业需要找他题字、写标牌至少是两万块钱一个字。这样算起来“南湖藏书楼”这几个字至少得十万块钱，我请他给我题字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这是文化事业，一分钱不要。开始我以为他讲客气，后来拿字的时候我给他送润笔费，好像装了5000块钱吧，他坚决不要。他家住在王府井附近，我就跑到王府井买了两瓶茅台酒和两瓶酒鬼酒（当时加起来不过一千多元）再送回去，他知道我是诚心诚意感谢他就收下了，我们将沈鹏先生题书的“南湖藏书楼”刻在大门口。
南湖藏书楼是四层的一座小楼，总建筑面积是960㎡。南湖藏书楼建成以后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日报》《光明日报》《**教育报》《**文化报》《**政协报》《**艺术报》《北京日报》等都发表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这里转述的是发表在《**日报》（2010年12月30日）的《南湖藏书楼印象》（作者潘刚强）。该文开头是这样写的：南湖藏书楼共四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4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0平方米。该文最后一句话写道：“一座藏书楼点亮了天下读书人的梦想。”上面这张图是藏书楼三楼的书库，下面这张图是南湖藏书楼二楼的书库。接下来是藏书楼大门口、三楼的会议室兼书房。南湖藏书楼建成以后也得到了不少的表彰、支持和鼓励，我们湖南省文联挂了一个牌子叫做“文艺惠民服务基地”，北京大学团委挂了牌子“燕湘学社”。其中我觉得尤其珍贵的是国家**出版广电总局授予的“书香之家”，这是我国**在藏书读书方面的最高奖。有很多的文化名人学者给南湖藏书楼题词，所以我个人写了一篇《学人乐题南湖藏书楼》发表在《光明日报》（2011年3月17日），包括著名作家王蒙，著名美学家、雕塑**王朝闻，著名书法家沈鹏等数十位。岳阳籍的美术**周令钊（今年96岁了），他是开国大典**城楼**主席像的作者，他设计了三套**币，周令钊先生给我的藏书楼题了楼名，还写了一句话叫“快乐读书”。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李元洛给我题了“湖宽堪作砚豪挥万字，楼阔好藏书富压百城”。上联是说南湖很宽阔，可以把它作为一方砚台，毫挥万字。我也出了两本关于南湖藏书楼的书，第一本是《南湖藏书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二本叫《南湖藏书楼纪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我还请北京大学著名的学者、《北京大学学报》前主编龙协涛先生撰写了《南湖藏书楼记》。《南湖藏书楼记》发表在《**政协报》，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中间有三句话可以作为我们共勉：“以书为友，以书为乐，以书为生。”看我们各位能不能做到。
2、南湖藏书楼四个方面的功用
现在的南湖藏书楼实际上发挥了四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藏书。南湖藏书楼收藏的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也收集了其他方面的、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我收藏了原来******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的一本书，是他的题签本。还收藏了两位**科学院院士赠送的书（属于自然科学）。我在这里将有特色的几套书介绍一下，第一套是南京大学出版社赠送的《**思想家评传丛书》，共计201卷，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左健、总编辑金鑫荣两位先生赠送的，总定价是6900块钱；还有一套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先生赠送的《**作家文库》，共计80部，总定价是3900块钱；我个人收藏了四套《鲁迅全集》，其中两套是我自己购买的，有一套是上世纪30年代出的第一版《鲁迅全集》（影印本），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还有一套《鲁迅大全集》是鲁迅的儿子编的，通常的“全集”是编年的，但《鲁迅大全集》打破常规按文类来分卷。如按文学作品、日记、学术作品等等不同文体来进行分卷。南湖藏书楼设有两个特色藏书室：一为“题签本珍藏室”（室门有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美学家、书法家杨辛题书的“墨缘书香”），专门收藏著者的题签本；二为“北大版典藏室”（室门有杨辛题书的“燕园翰墨”），专门收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收藏的北大出版社的书主要是三个来源；第一是我自己购买；第二是北大出版社赠送；第三是有一些著者在北大出版社出了书以后题签送给我。我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导师、著名美学家叶朗教授送给我一本《美在意象》，他在扉页题了三句话：“追求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爱的人生。”
二是，读书。我被国家**出版广电总局评为“书香之家”以后（原计划全国评1000家，后来评了900多家）。国家**出版广电总局又从900多家中选出10家要《光明日报》派记者采访，发表专题报道。南湖藏书楼是其中一家。《光明日报》的记者杜羽专程来南湖藏书楼采访后写了篇题为《读书的风景》（载《光明日报》2014年5月8日）的报道，南湖藏书楼不但是我和我夫人朱平珍及我们全家人读书的地方，同时也成为了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的我的许多朋友（包括一些中小学生）阅读的地方。杜羽的报道《读书的风景》中写道： “‘我藏书不是为了搞收藏，而是为了读书、为了我的学术研究。’余三定说，曾经有学者希望将自己的理工类图书捐赠南湖藏书楼，被他婉言谢绝，原因只有一个：藏书楼空间有限，只能收藏主人感兴趣、想阅读的书，而不能让书成为一种摆设。”
三是，谈书。**学者高希均提出“新读书主义”：“身心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室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这说明“谈书”也是“读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的朋友来南湖藏书楼谈书，这些来谈书的朋友让我十分感动。**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先生若干年前来就想来看南湖藏书楼，但是没有空。五年前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他从北京坐火车卧铺出发，第二天早上到岳阳。到岳阳以后的上午就到我的藏书楼谈书，下午参加别的活动，吃晚饭以后又坐火车回北京。****校原副校长**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在福建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到岳阳调研的时候，在长沙时就提前和我联系，要来看南湖藏书楼。他那天是上午到，下午在市里开座谈会，晚上他就带着秘书及****校的一位干部等一起来南湖藏书楼。**14岁考进北京大学，是有名的才子、大学者。他到我的藏书楼参观后，我们就坐下来聊天，聊了很长时间的书，这就是“谈书”。那次特别有意思，他走到我专门收藏报刊的报刊室，看到了10卷本的精装《战略与管理》，他眼睛一亮，满面笑容，一定要我拿出来给他看。我说你怎么对这个这么感兴趣，原来他早年是该刊的执行主编。然后我说你给我题个词吧。他的题词特别有意思，也很容易记：“2013年3月16日，夜访南湖藏书楼，见此合订本，分外亲切。”我觉得特别有趣、也不同有意义。
**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樑先生（现在澳门大学）两次到我的藏书楼来谈书。第一次谈书以后，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万卷藏书皆自得——参观南湖藏书楼》发表在**的《大公报》（2010年4月11日）。那个文章还配了照片，他给我题了联“万卷藏书皆自得，南湖月色不须赊”，因为李白的诗有“且就洞庭赊月色”写南湖。黄维樑在这篇散文的开头写道，我们这些读书人时间一长家里书就多了，多了以后就书房里有书，卧室里有书，客厅里有书，到处有书。像洪水泛滥遭了灾一样，“书斋”居然成了“书灾”。遭了灾就要救灾。然后，他举了不少“救灾”的办法，最后他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我一样建藏书楼。他的文笔也很好。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副教授柳春蕊博士写了一篇文章《南湖楼外的因缘》，他应该有十多次到我的藏书楼来谈书，他家是江西的，暑假寒假经常要先到岳阳再回江西。有一次，他晚上八点钟多在岳阳下车，九点多钟到我的藏书楼，我们两人谈书到十一点多，他到宾馆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了，第二天他坐早上六点钟火车去长沙。还有一次时间更短，前后只有两个小时，他就直接到我办公室谈书。今天的社会，一方面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是个功利社会，同时还是个娱乐至**的社会。我们日常生活中谈论较多的是什么？官员谈升官，老板谈发财，老板不仅谈发财还在谈迷信，有的人就谈打麻将，有的人谈炒股。我不是说不能谈这些，这些可以谈，但不能把这些变成我们（特别是知识界）的主要话题，更不能把这些变成我们的全部话题。我喜欢打篮球，有一次打篮球，我投进去一个三分球，旁边有一位朋友大喊“好牌”，引导观众哄堂大笑。我希望在座的朋友，特别是同学们见了面多谈书。
四是，开小型研讨会。南湖藏书楼建了两次，第一次是1999年建的，后来因征地**，第二次是2006年建的。正式开始启用是2010年3月21日。第一次研讨会是2010年7月13日，北京大学团委的负责人带领北大的博士、硕士举行“《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研讨会”。南湖藏书楼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是2010年10月23日至24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旭日佛学多学科学术对话’”。武汉大学这个会本来是已经定好了在武汉的一个宾馆里开，就在筹备期间，会议的召集人、著名学者麻天祥老师到岳阳来有事，到南湖藏书楼看了，他就说要把他的会议移到南湖藏书楼来开。参加会议的人主要是武汉大学哲学的全体老师，还有少量北京大学的、西北大学的、湖南大学的等等。我说你到这里来开你们太麻烦了，再加上我这个会议室不大。他说我个人意见是要到你这里来开。麻天祥老师回去后派出两位青年老师再来实地考察，那两位青年老师一走进藏书楼马上跟我说，余老师就是这个地方了。后来他们在武汉包一辆大面包车开过来，头一天下午到达岳阳，第二天一整天在南湖藏书楼开会，第三天的上午看了岳阳楼，下午就离开了。这张图片上的研讨会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在南湖藏书楼开会，研讨的题目是 “关于故宫学及其发展”，郑欣淼当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学科叫做“故宫学”，《南湖藏书楼》序言有两篇“代序”，其中一篇是我爱人朱平珍教授写的，另一篇就是郑欣淼先生写的。郑欣淼先生知道我建了南湖藏书楼（那个时候还没来过），题写了一首诗，然后写了一封信连那首诗寄给我。后来我问他把那封信作为一篇“代序”行不行，他欣然应允了。郑欣淼先生还有一点，他自己出的所有的书都题签赠送给我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读书与生活”这次座谈会，与会的嘉宾有一位先生叫邵东方，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主任，世界级的学者。他有一次到北京来开会，他不认得我，他提前要他在北京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蒋重跃先生跟我联系好，他就把他的行程做一个调整专门赶到南湖藏书楼来开了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除了邵东方以外，还有**的学者，还有蒋重跃先生，还有河北的学者。
（四）藏书的意义
藏书的意义很多，我个人把它主要概括为四点：
2014年1月21日, 我在《**日报》发表了一篇随笔，叫做《藏宝不若藏书》（《新华文摘》2014年第7期转载），我在该文中认为藏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是藏书帮助培养早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帮助学者打下坚实的学识功底。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在一篇散文中就讲到，他为什么后来做学问做得比较好，他是1954年出生的，**期间他读了不少书，他父亲是一所师范学校的老师，有很多藏书。他说，当年他就看到北京大学著名学者王瑶的一本书。他就想着王瑶这样的学者见一眼都不容易，没想到后来成为了王瑶的博士研究生，荣幸之至。陈平原的阅读习惯和学术兴趣就是那个时候渐渐培养起来的。
二是藏书能帮助学者更好地完成具体的学术研究课题。胡适多方面的学术成就，特别在早期于《水浒传》的版本研究方面很有成就。原来大家都以为《水浒传》只有70回本，后来胡适发现还有120回本等多个版本。胡适很有意思，当时他把这些版本全部收藏了，但在发表相关论文之前，连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也不给他们看。鲁迅研究阮籍、嵇康也是在收集了多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三是藏书帮助学者更好地怡情养性，享受生活的快乐，领略人生的美好，感受生命的魅力。蔡元培有一副对联：学问改变气质，读书怡人性情。我请北京大学的书法家卢永璘教授书写了挂在藏书楼，今天上午王鹏先生一行去藏书楼的时候，对那副对联特别感兴趣。这幅对联的意义和境界在于并不是把读书看得很功利。 明代诗人于谦诗《观书有感》，认为读书能得到美好的精神享受：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对书像老朋友一样。李元洛（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写了篇文章叫《上有天堂，下有书房》，李元洛老师我补充几句，他太太段老师是学数学的，是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退休的老师，学数学的老师认为数学方面的书有几本就可以了，但李元洛老师则是几十本、几百本、几千本、上万本都不够，他送了五千多本书给我。一方面送给我，一方面又去买，所以段老师就限制他不让他买，就让他没有私房钱，严格管理。余光中先生见面都跟他说，你怎么把我的元洛老弟管得这么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李老师还是不断买书。
四是藏书同时也是在为整个社会的藏书和文化传承做贡献。胡绳是著名学者，我们**的理论家，做过**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做过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他于1995年将自己的14478册藏书全部捐献给他曾经做过地下工作的襄樊图书馆。过了两年以后他到襄樊图书馆去看，襄樊图书馆把他的书专门设立“胡绳藏书室”。当时《**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文章，现在网上还找得到。说胡绳看他的书的时候，跟他的工作人员讲：“我的书放在这里发挥了它的作用，我现在的感觉好比是为我的女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婆家一样高兴。”记者接着写道：胡绳慈爱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女儿”们的身上,那个时候胡绳已经八十多岁了。
（五）有关藏书的两个小观点
观点之一，就是对藏书比较少的人、对不是为收藏而藏书的人（藏书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收藏而藏书，收藏者自己可能并不看，是为后代或为社会收藏；另一类而是为读书、为研究而藏书，像南湖藏书楼这样的），我有一个忠告：就是家有藏书赶快读，不要把书放在家里做摆设。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叫某甲，家里藏了一本书非常好、非常有收藏价值，他把书当作宝贝一样收藏，但是没有读过。后来，他的好朋友某乙借了那本书去，认认真真地读。某乙读完那本书后好久都不还给甲。某甲找某乙要，某乙就说没借某甲的书，说这本书本来就是他自己的。某甲见讨要不回来，于是就告到县太爷那里去了。县太爷审案时把他们两个人召来，他先问某甲：你说这本书是你的，你说说看这本书写的什么东西啊？某甲什么都不知道，某甲说他只是收藏而没看。县太爷接着问某乙书里的内容，某乙因为认真看过，对内容清清楚楚，熟悉得很。县太爷于是判定说：自己的东西最熟悉了，这书肯定是某乙的，就判给某乙了。某甲虽然气愤但也无可奈何。某甲和某乙两人从县衙门一出来，某乙就主动把书还给某甲了，并说：这本书是你的，书还给你，我不是要你的书，我是告诉你，自己的书你要读，你藏在家里不读有什么意义呢？原来某乙是想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去**、触动一下某甲，促使某甲读书。
观点之二，就是借书要还。很多人借书不还，我也讲这样一个小故事：也是两个好朋友，甲的书被乙借去了，甲不好意思找乙要，但在心里则是耿耿于怀。有一次甲被乙请到家里去吃饭，吃完饭后，甲到乙的书房去随便看看，在多个书架的书中，甲一眼就看到了乙借他的那一本，他先是眼睛就盯着它看，然后从书架上抽下来反复翻看，爱不释手。那个乙也大方，他说：这本书你这么喜欢那就送给你去吧！此时的乙根本不记得这本书是自己从甲那里借来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乙借书不还并不是故意不还，而是不记得了。借了钱为什么晓得还，人们认为钱很重要。而借书往往不记得，可能是受了“孔乙己”的影响吧。所以我特别提出这一点。其实书某种意义上比钱还要重要。我有一位中文系的同事兼好友，借了我的书好多年不还，我记忆力也算可以，尤其在书方面的记忆力更好一点。时间长了我找他要，他说还给我了。我问他什么时候还的，他说不记得什么时候还的，他家里没有了就说明是还给我了。又过了四五年，他打电话告诉我那本书并没有还给你，原来他最近搬家的时候把书搬到新居去重新上架时才发现的。所以我提醒大家借了书一定要还。
二、关于读书
这一部分我讲简单一点。我在这里讲两个小观点，第一是快乐读书观，第二是关于读书方法的建议。
（一）快乐读书观
“快乐读书观”，这个词是我创造的。前面提到的**学者高希均先生提出了“新读书主义”，我所说的这个“观”是指观点、看法，高希均先生提出了“主义”，“主义”就是有系统的观点，组建了“体系”才能叫“主义”。“观”（“观点”）则不一定成系统（体系）。
我们来分析一下。读书快乐，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如果没有快乐的话，谁会去读书啊？只是这里的“快乐”分为两种，一种我把它概括为“目的的快乐”。什么叫“目的的快乐”呢？我认为**的传统读书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目的的快乐”，在**的传统读书观中，读书的过程（注意“过程”这个词）一般是没有快乐的，而只有苦读，通过苦读的“过程”，去达到获取功名的“目的”，因为有获取功名的“目的”在前面吸引着，哪怕再苦再累也不在乎，这就是“目的的快乐”。我们把读书分成两个紧密联系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读书的“过程”；第二个部分是读了书以后收获到的东西、所达到的“目的”。有例子为证，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就是头悬梁、锥刺股。头悬梁、锥刺股，这让我想起来都觉得可怕，这有点像国民**关押共产**人的渣滓洞、白公馆，渣滓洞、白公馆是国民**的特务迫害共产**人，而我们读书这个头悬梁、锥刺股呢，我用一个不好听的词来概括可以叫做“自虐”，就是自己**自己。我想读书读到这个程度，还有意义么，还能够读得进去么？！我反对头悬梁、锥刺股，因为没有这个必要，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根本不需要头悬梁、锥刺股。**传统读书观关于读书的“目的”则是用下面三句话来概括：“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联系起来看便是：“过程”苦不堪言，“目的”快乐无比。这就是“目的的快乐”。
第二种快乐我把它概括为“过程的快乐”。什么叫“过程的快乐”？就是在读书过程中，被书本深深的吸引，甚至为书中的内容所陶醉，被书本所提供的知识、真理和境界所折服，从而感受到无限的快乐，进而感受到生活的充实、人生的美好、生命的魅力。读书这么快乐、这么美好的事情需要头悬梁锥刺股么？我就觉得头悬梁、锥刺股的人是“作秀”。为了进一步说明读书“过程的快乐”。我们来看样一幅漫画：一个人正在读书，由于全神贯注被书本吸引，他在洗脚的时候自己的一双脚放在地上，椅子脚放在盆子里洗，可是他自己居然没有感觉到，这就是真正的读书人，这就是读书“过程”的快乐。还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小孩一边放羊一边看书，因为书太好看了，小羊也被吸引过来看书，草都不吃了。漫画当然是夸张的艺术形式。我还看到过一幅连环漫画，就是一家三口，年轻的父亲、母亲和一个小孩，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叫小孩子吃饭，小孩子在院子里面用两个肘关节撑在地上看一本书，硬是喊不回来；后来母亲就有点生气了要孩子的父亲一定把小孩喊回来，结果儿子在父亲的催促之下离开了书本进到房里吃饭；可是父亲又不回来了， 原来父亲又撑着两个肘关节在那里看书。这就是书本的魅力，这就是读书“过程”的快乐。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陈平原教授讲，学者一旦真能沟通学于道，自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乐趣，这时候读书不算什么苦差事，根本用不着“黄金屋”、“颜如玉”来当药引。药引是什么啊？药引具体说就是指：小孩子一般不喜欢吃中药，很苦，怎么办呢？父母就为了哄小孩子吃药，就把一个在平常小孩最想要、但轻易不给的东西，比如说糖果或者玩具拿出来给他看。父母会对小孩说只要你把药吃掉药我们就把这个糖或玩具给你。传统的读书观就是这样，读书的“过程”就像吃苦药，读了书以后升官发财就相当于吃药后得到了那个糖果或那个玩具一样。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目的的快乐，我们认为“读书过程的快乐”与“读书目的的快乐”并不矛盾，是相统一的，一个人如果喜欢读书，能享受读书过程的快乐，这样他就自然能把书读好；那么再下一步呢，书读好了，水平提高了，学问增长了，事业自然会更加成功，这样就既能更好的为家庭创造财富，也能更好的为社会做贡献。这个时候读书“过程的快乐”与“目的的快乐”就获得了有机统一。我个人的看法是，读书的“过程的快乐”与“目的的快乐”两者能统一当然好。如果二者不能统一，我更看重过程的快乐，就是超越功利的读书，就是蔡元培讲的“学问改变气质，读书怡人性情”。我今天演讲的题目“书香怡人”是王鹏先生出的，和蔡元培的观点是完全相通的。
（二）读书的方法
要讲读书的方法可以讲很多，我选择几个有针对性的问题讲，我讲三点，也是大家平常不太注意的三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还有其他的人士，一定要自觉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这句话我是受到了朱永新先生一篇文章《改变——从阅读开始》（发表在《**日报》2012年1月6日）的启发提出来的。有人问我什么是“真正的读书人”，我说大学生包括大学老师都不一定是真正的读书人。我对“读书人”做了个界定，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是要喜欢读书，就是享受读书的快乐；第二是要自觉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第三是要能动笔。为什么说一个大学生或老师不一定是读书人呢？这好像有矛盾了，我们大学生天天读书，我们大学的老师天天教书，你还说我们不是读书人，这不是太不可理喻了么？但是我们看下朱永新先生这一句话我们就理解了，朱永新先生这篇文章的第三小个标题是“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你说学校难道还没有阅读吗，没有阅读还叫学校么？朱永新在下文解释说，他所说的“阅读”是指什么呢，是指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他说，如果一个人、一个学校的学生、老师一天到晚只看自己的专业书，那这个学校就是没有阅读的学校。我由此推而广之，如果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一天到晚只看专业书，那你也不是个真正的读书人。数学家华罗庚阅读了金庸的全部**，后来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读金庸的**，华罗庚对金庸的**做了一个评价，他说金庸的**是“成年人的童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前不久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剑鸣，他到我的藏书楼来开过研讨会，也到我的藏书楼来谈过书，他是**美国史学会的会长，研究美国历史的著名专家，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特别可贵的是，李剑鸣作为历史学家看了很多文学书籍。我们在一起谈书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作为一个专门教文学课、专门研究文学的老师，有些文学作品他读了我没读，他总是娓娓道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聊天（谈书，且主要是谈文学书）的时候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他在谈，因为他看的文学书比我还多，他的欣赏水平比我要高。他还会写**，已经写了两部长篇**，但是他暂时不出版，他说还要修改；他还会写诗，他给我送了一副题词，是他写洞庭湖（包括南湖）的诗中间的两句，这两句我觉得特别好：“湖山镇日随波隐，忧乐何时逐浪休？”《岳阳楼记》的境界就是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讲“忧”与“乐”。我觉得李剑鸣他这两句诗的境界超越了《岳阳楼记》的“先忧后乐”观念。我简单分析下李剑鸣这两句话，“湖山”是我们洞庭湖和南湖旁边的山，“镇日随波隐”即随着湖水波浪的起伏，波浪一起来，山看不到了， 甚至湖都看不到了，隐藏了；由此李剑鸣想到，“忧乐何时逐浪休”，“忧乐”（主要是指“忧”），“休”就是停止，他想到什么时候、到某一天我们没有“忧愁”了呢？在座的各位想想，那是一种什么境界啊！没有忧了，没有忧愁了，这应该是人的最高境界啊！这个境界比范仲淹的境界更高，当然也更加难于达到。
第二点要选好书读，要少读或不读畅销书。我先从否定的角度谈，先说什么是不好的书。《读书》杂志原主编沈昌文先生，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发言的题目打印给我们的是 “书读的越多越…….”,后面是省略号；到他讲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省略号说出来了即“蠢”，他的题目就是“书读的越多越蠢”。这句话是谁提出来的呢，最早是**提出来的，**他是针对那些读**书、**读书、读书**的人提的，就是提倡要深入社会实践，如果不深入社会实践，那你书读的越多越蠢。沈昌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不加选择地读，跟着书商的广告读，就会书读得越多越蠢。我们看这篇文章的标题《误读书比不读书更可怕》；又有一个人写的文章题目叫《焚书取暖,你想先烧哪本？》，“焚书取暖”是美国一部电影大片中的故事，就是到了冰天雪地的时候没办法了，逃跑的人都冻**在路上，留在图书馆的人烧书取暖活下来了。如果真到了这种情况下，你先烧哪一本书啊，先烧哪些书啊？这篇文章的是先烧畅销书，包括励志书、公关书之类。这个观点跟我很一致。还有人列出“焚书指南”，它就一种一种列出来，认为哪些书要赶快烧掉。我们再看《文摘报》转载的《文汇报》发表的文章《多少“应景书”,过把瘾就**》，他们的观点就是文章的题目，和我的看法很一致。
为什么要少读或不读畅销书呢？我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畅销书在我们**环境下，绝大部分（我不说全部），借用宋丹丹的话是“相当”多的部分是炒作起来的，绝大部分华而不实，绝大部分是垃圾。我曾经分析过三本畅销书，一本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出版的书，叫《ＸＸ的革命》，是外国人写的，翻译出来，广告铺天盖地，“学习”可以“革命”，你看我们**一“革命”，全国**翻身了；那“学习”一“革命”呢，就会所有的人都聪明了。那本书在我们国家销了数百万册。我是在青岛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主办方把它做礼品发放（因为我提倡不读或少读畅销书，所以畅销书我绝对不会买），人家不要钱送一本给我还是要。我在从青岛飞长沙的飞机上看了这本书，看它写些什么名堂。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其中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一个星期包你学会一门外语”，我的外语不好，我们学校李明**的英语非常好，他是不要翻译的；我们学校卢先明副校长英语更好，他是学英语专业的；我们学校邱绍雄副校长自学日语，比他们只差一点点了。我的外语不行，我想我要把这个部分看完以后看一个星期能不能把外语赶上来，结果根本不可能，我估计在座的人都学不到，为什么学不到呢？书中是用很多的“假如”来展开论述的，即“假如”你怎么怎么样就可以一个星期包你学会一门外语；但它“假如”的条件，借用赵本山的话是“地球人”都不具备的。所以后来我在一个会议上发言说，其实我们只要一个“假如”就可以了，即“假如我们的大脑是电脑”就可以了，那就还不要一个星期，应该一下子就可以学会一门外语了。还有两本畅销书，一本是**的林博士《无毒一身轻》，这个林博士后来到**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不是医生他给人治病把人治**了，那本书在我们大陆销了很多，直到“林博士”（后来知道他是假冒博士）在**坐牢**才被戳穿。还有一本畅销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作者张悟本也是个骗子，张悟本的那个团队，他们计划要销到一千万册，到了五百万册的时候，这个**被发现了，张悟本也是个骗子，只是他还没有治病把人治**，没有坐牢。
第二，畅销书并不一定是读者最多的，销量多并不意味着读者多。不少人把畅销书买回去以后自己不看，只是摆放着家里；还有的是做礼品送给人家，接受的人也不看，只是放在家里摆看。那本《ＸＸ的革命》极少有人把它读完；而且那个时候那本书是什么人买的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大都是家长买的，买了要自己的小孩看，父母认为自己在“学习”上已经不需要“革命”了，要自己的小孩“革命”，要小孩好好读，那些小孩也没有好好的读。相反，有一些书可能并不畅销，但是是读者自己买的，读者买回去是为了阅读，可能比畅销书读者的数量还多些。
第三，我是针对我们大学生说的，当然我们在座的肯定至少都是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了，在座的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社会上来的嘉宾（我们的读书爱好者），都是层次很高的人，有一部分畅销书是普及型读物，虽然不错，但它主要是给初级文化的读者阅读的，它适合一般的读者看，但不一定适合我们这种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要提倡大家少读或者不读畅销书。
上面，我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谈什么书要少读或不读；那么，从肯定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读什么书呢？我的回答就是这句话：“真正的读书就是读经典。”就是希望我们要读经典。经典，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思想经典（哲学经典）、国学经典、文学经典，史学经典等等。什么是经典？这个大家从感觉上好像都知道，比如说像《论语》、《老子》、《庄子》等是哲学经典，肯定都晓得；《红楼梦》等是文学经典，《史记》是史学经典，《三字经》是国学经典，大家都明白。但是，到底什么是“经典”呢？如果我们要给它做一个解释（界定），怎么解释（界定）呢？最近我听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前主任牛大勇教授的解释。今年8月22日在我们南湖藏书楼的座谈会上，牛大勇教授对经典作了三个方面的概括：第一，他说要有开创性，就是说别人讲了你再讲，那成不了经典，比如说你学习**著作，你学得再好，你写文章，成不了经典吧。**著作是经典啊，庄子的书是经典，你要解读庄子成不了经典吧，那要有开创性。第二，他说如果说开创性不明显的话，你有全面、系统性也可能成为经典，然后他举出例子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把别人的书编辑在一起了，现在讲《四库全书》也是经典。第三，要流传久远，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上面是牛大勇教授对于经典的一个界定，我个人比较赞同。
第三点关于读书的建议是要多动笔，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理论联系实际，第一是要联系社会实际，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要思考现实问题；第三是要参与实践，要践行从书本上学到的观念，自己要在行动中践行。
结束语
在即将结束今天这个讲座的时候，我有两副联送给大家，和大家共勉，第一副联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姚文田的联：“世上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还有一副是敝人的书房联，请大家指教：“快乐读书拥书生本色，实在做人持人间常情。”
由于篇幅限制，提问部分有所删节，详见左下角“阅读原文”。
拓展知识：
湖南理工学院是几本
湖南理工学院不是一本，是二本。
湖南理工学院是二本学校，不是一本学校。学校坐落在湖南省岳阳市，是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单位，是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
湖南理工学院的师资力量：
教职员工150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440余人，硕士生导师400余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省科技领军人才、省“杰青”、省级教学名师、“湖湘青年英才”等高层次人才150余人，长聘高水平外籍教师13人，柔性引进院士、国家“杰青”等特聘教授数十人。
以上内容参考 学校官网-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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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理工学院是几本
是一本，19年就升为一本了
前沿拓展：
湖南理工学院是几本
是二本
余三定，爱思想网专栏学者，现为湖南理工学院校长，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曾创立私家藏书楼——南湖藏书楼。
此文是作者在2015年10月29日在湖湘大学堂 名家讲坛的演讲整理稿，作者授权爱思想网首发，转载需取得授权。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书香怡人”。根据我的感受，第一你要藏书才有书香发出来；同时你要读书才能感受到书香。所以，“书香怡人”的内涵我认为就是要藏书、要读书，今天下午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关于藏书；第二是关于读书。
一、关于藏书
（一）**有民间藏书的传统
我国历代以来有民间藏书的优良传统。“民间”是相对于“官方”而言，我们讲“民间藏书”也可以说是指“私家藏书”。因为受讲座时间的限制，“官方的藏书”我今天不讲，就讲“民间藏书”。
我国著名的学者、散文家季羡林先生说：“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就是到了**十岁的时候），我才顿悟：**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季羡林先生为了说明他的观点还列举了很多论据，季羡林先生所列举的论据我在这里不重复。我现在举两个典型例子（代表），在我国民间藏书历史上特别有成就、特别有影响的就是清代湖南曾国藩的富厚堂，还有就是明代浙江的天一阁。
曾国藩藏书楼 富厚堂
曾国藩的藏书楼富厚堂建在湖南的湘乡（旧属湘乡县，现在受双峰县荷叶镇管），我到那个地方去过，是类似北京四合院的那种建筑，大部分建筑用于藏书，少部分作为居住等其他用途。他的藏书最多时达20万卷，我们知道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作家唐浩明，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唐浩明与曾国藩的文章题目为《编辑.研究.创作——唐浩明与＜曾国藩＞》。1949年以后，当时因为土地改革所有的房产都归公了，曾国藩的后代有的到**去了，有的到了**，他们走的时候还带了5大箱书籍和资料，现在存在台北故宫，绝大部分留下来了。据唐浩明讲，当地的老百姓说这是地主的财产把它烧掉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连长发现了，他说这些书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必须保护下来。他立即向上级报告，就用军用大卡车全部搬到了湖南图书馆，用铁锁把它锁起来。一直锁到粉碎“**”以后，人们想到要整理、编辑《曾国藩全集》了，才发现存放在湖南图书馆里、保存完好曾国藩的资料。唐浩明当时是岳麓书社的著名编辑，参与了整理、编辑《曾国藩全集》的工作，唐浩明在参与编辑《曾国藩全集》工作后，撰写、发表了多篇研究曾国藩的文章，再接着创作了著名的历史**《曾国藩》，这就是我的文章所说的“编辑·研究·创作”。
天一阁藏书
第二个“民间藏书”典型的代表就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它的藏书达30万卷，现在天一阁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馆，成为我们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功能除了藏书以外还包括对藏书的研究、整理、展览，还成为了一个旅游的名胜之地。
（二）岳阳民间藏书风气很盛
现在我的话题要回到我们所在的岳阳，岳阳民间藏书风气很盛，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我们先从古代说起。岳阳这个地方明清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有很多藏书家，最典型的一位叫做方功惠。他建了好多个藏书楼，包括“碧琳琅馆”、“十文选斋”、“玉笥山房”、“传经堂”等，他自己出版了很多的著作。方功惠是岳阳人，由于他的父亲在广东做官，所以后来他也在广东做官，他的藏书楼也建在了广东。他的儿子、孙子都继承了他的藏书事业，只是有点遗憾，他的孙子把他的20万卷藏书通过海路运到了北京。运到北京以后，1900年庚子之变发生，他们的家族也败落下去了，他的孙子就把这些书散掉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捐给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叶昌炽（1849—1917）《藏书纪事诗》中有一处写到他在北京的琉璃厂看到盖了方功惠藏书印的书。本来是想买很多书回去的，但是因为身上的钱很少，最后只买了五六部书。这个记载印证了方功惠的部分书在北京失散。方功惠有很多的藏书印，据说有数十方，比如说“书癖”、“碧琳琅馆藏书印”，还有一枚特别有意思的印叫做“好书到手不论钱”，表现了一个读书人对书的真正热爱。
当代的岳阳也是书香很浓的一个城市，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岳阳当代经常举办有关藏书的重要活动。比如1999年，岳阳市举行了评选十大藏书家的活动，十大藏书家被命名为“巴陵藏书家”（岳阳旧称巴陵），我本人也有幸被评为“巴陵藏书家”。我告诉大家，1999年评选的时候，我藏书量在岳阳市只是排在第四还是第三，其中最多的是一位退休的同志，入围的中间还有农民。2011年又评选了八位“岳阳藏书家”，我本人也有幸入围了。
第三，岳阳当今是一个书香很浓的城市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经常举办有关读书、藏书的讲座活动。我也参加过很多讲座活动，谈读书和藏书。我这方面的第一次讲座就是在我们学校演播厅即现在这个地方，讲稿被我们学校当时的团委**陈超文老师整理以后发表在《云梦学刊》，后来被《新华文摘》转载，我的演讲录音整理稿能被《新华文摘》转载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特别高兴的事。我记得我在岳阳市图书馆做演讲的时候，主办者没有特别进行组织，就是事先在网络上发了一个消息，读者愿意来的就来。那天我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回答问题二十分钟，总共两个小时。当时由于座位不够，有几十个人是站在后面听完的，包括一些老同志和一些小孩。我还到岳阳楼区、岳阳**中心组（**中心组第一讲是他们给我出的题目“读好书，做好官”，第二讲是请省纪委的同志讲，第三讲请中纪委同志来讲）等处做过讲座，还到我们湖南理工学院所在的社区做这个方面的讲座。
第三，岳阳当代也有不少民间藏书家。这里重点介绍何光岳、邹光忠两位。
何光岳（1935-2015）先生，岳阳县人（母亲为汕头人），他的藏书楼不建在岳阳，但他的藏书是从岳阳起步的。还有一位是邹光忠先生，他不是岳阳人但他的藏书楼建在岳阳。何光岳在湖南社会科学院内建了光岳藏书楼，藏书总量达11万册。我讲两个他藏书的故事给你们听：**期间他就开始藏书，因为那个时候他有工作、他的爱人没有工作，有几个小孩，家里很困难。有一年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家里没有任何东西，他爱人借了钱让他出去买点肉来，他上街买肉的时候看到了书，结果他把买肉的钱全部买了书。那天晚上他很晚才背着书回去，他爱人见到又背了一袋书回来，知道买肉的钱没有了，痛哭一场。还有一次，他到常德出差，在地摊上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很好但是很贵，他要买但是没有钱，他身上最值钱的是一件手工织的毛衣，就跟卖书者说我拿这件毛衣跟你换书行不行，卖书者一看这个毛衣还蛮新，于是便同意了，这样他就拿毛衣换了那本书。好多年后我问他当时冷不冷，他说冷还是冷，只是拼命抵抗冷吧。我开玩笑跟他说，你心里肯定是热乎乎的。
邹光忠（1935年-），新化县人，他为什么把藏书楼建在岳阳呢，他说岳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岳阳有藏书的传统，所以他在岳阳建了自己的藏书楼“积微书屋”。早年他没有钱买书，就到收破烂的店子里去，那里的书他觉得有用的就买下来，那里的旧报纸他也有选择地买下来，回家做剪贴本，他做的报纸剪贴本有几十个。收破烂的人收到一本书认为邹光忠可能要，就主动跟邹光忠联系直接卖给他。后来邹光忠经济情况改善后也买书。邹光忠不但藏书，而且写书，他编写了一部四百多万字的《世界节日大辞典》，很荣幸我们湖南理工学院的“读书节”、“科技节”等都被他写到书里面去了。早些年广东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书，要他把书稿带到广东去，当时他的书稿全部是手写稿（我曾经看到他站在书稿旁边的照片，书稿叠起来比他这位高个子的身高还要高），他就选了一部分书稿拿纸箱子装好。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邹光忠春节期间坐火车到广东去，坐的是平时运煤的闷罐子列车，车厢非常拥挤，每个小站都停，人越来越多。他觉得有可能要出安全事故了。他是军人出身的共产**，觉得不能不管不顾，为了站得高一点他就站到了纸箱子上，要大家听他的指挥，不要乱挤。车厢里乱糟糟的，结果他自己被挤下了箱子，没有任何办法回到箱子旁边。最后到了广州火车站，旅客都下完了，邹光忠才跑到他的箱子旁边。这时邹光忠才发现箱子已被踩烂，稿子被一本一本从里面抽出来丢到地上被人踩得乱七八糟。他对我说估计是有小偷以为他装了一箱金银财宝，结果拿出来都是纸，一生气就乱扔到地上。堂堂七尺男子汉的邹光忠当时竟然在车厢里抱着被踩烂掉的稿子嚎啕大哭起来。过了好长时间有一位警察巡查，看到邹光忠在哭，就跑去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丢了很多的稿子，是我写的书。警察说我还以为你丢了钱，丢了这个东西还哭什么？这说明并不是大家都愿意闻书香，邹光忠的这种感情和表现只有真正喜欢书的人才能理解。
（三）南湖藏书楼及其四个方面的功用
我是岳阳人，我也爱书，我也藏书，我在此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南湖藏书楼。
1、南湖藏书楼的概况和特点
“南湖藏书楼”这五个字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当时担任**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沈鹏先生题书的 。沈鹏先生现在八十多岁，如果说商业需要找他题字、写标牌至少是两万块钱一个字。这样算起来“南湖藏书楼”这几个字至少得十万块钱，我请他给我题字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这是文化事业，一分钱不要。开始我以为他讲客气，后来拿字的时候我给他送润笔费，好像装了5000块钱吧，他坚决不要。他家住在王府井附近，我就跑到王府井买了两瓶茅台酒和两瓶酒鬼酒（当时加起来不过一千多元）再送回去，他知道我是诚心诚意感谢他就收下了，我们将沈鹏先生题书的“南湖藏书楼”刻在大门口。
南湖藏书楼是四层的一座小楼，总建筑面积是960㎡。南湖藏书楼建成以后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日报》《光明日报》《**教育报》《**文化报》《**政协报》《**艺术报》《北京日报》等都发表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这里转述的是发表在《**日报》（2010年12月30日）的《南湖藏书楼印象》（作者潘刚强）。该文开头是这样写的：南湖藏书楼共四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4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0平方米。该文最后一句话写道：“一座藏书楼点亮了天下读书人的梦想。”上面这张图是藏书楼三楼的书库，下面这张图是南湖藏书楼二楼的书库。接下来是藏书楼大门口、三楼的会议室兼书房。南湖藏书楼建成以后也得到了不少的表彰、支持和鼓励，我们湖南省文联挂了一个牌子叫做“文艺惠民服务基地”，北京大学团委挂了牌子“燕湘学社”。其中我觉得尤其珍贵的是国家**出版广电总局授予的“书香之家”，这是我国**在藏书读书方面的最高奖。有很多的文化名人学者给南湖藏书楼题词，所以我个人写了一篇《学人乐题南湖藏书楼》发表在《光明日报》（2011年3月17日），包括著名作家王蒙，著名美学家、雕塑**王朝闻，著名书法家沈鹏等数十位。岳阳籍的美术**周令钊（今年96岁了），他是开国大典**城楼**主席像的作者，他设计了三套**币，周令钊先生给我的藏书楼题了楼名，还写了一句话叫“快乐读书”。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李元洛给我题了“湖宽堪作砚豪挥万字，楼阔好藏书富压百城”。上联是说南湖很宽阔，可以把它作为一方砚台，毫挥万字。我也出了两本关于南湖藏书楼的书，第一本是《南湖藏书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二本叫《南湖藏书楼纪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我还请北京大学著名的学者、《北京大学学报》前主编龙协涛先生撰写了《南湖藏书楼记》。《南湖藏书楼记》发表在《**政协报》，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中间有三句话可以作为我们共勉：“以书为友，以书为乐，以书为生。”看我们各位能不能做到。
2、南湖藏书楼四个方面的功用
现在的南湖藏书楼实际上发挥了四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藏书。南湖藏书楼收藏的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也收集了其他方面的、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我收藏了原来******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的一本书，是他的题签本。还收藏了两位**科学院院士赠送的书（属于自然科学）。我在这里将有特色的几套书介绍一下，第一套是南京大学出版社赠送的《**思想家评传丛书》，共计201卷，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左健、总编辑金鑫荣两位先生赠送的，总定价是6900块钱；还有一套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先生赠送的《**作家文库》，共计80部，总定价是3900块钱；我个人收藏了四套《鲁迅全集》，其中两套是我自己购买的，有一套是上世纪30年代出的第一版《鲁迅全集》（影印本），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还有一套《鲁迅大全集》是鲁迅的儿子编的，通常的“全集”是编年的，但《鲁迅大全集》打破常规按文类来分卷。如按文学作品、日记、学术作品等等不同文体来进行分卷。南湖藏书楼设有两个特色藏书室：一为“题签本珍藏室”（室门有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美学家、书法家杨辛题书的“墨缘书香”），专门收藏著者的题签本；二为“北大版典藏室”（室门有杨辛题书的“燕园翰墨”），专门收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收藏的北大出版社的书主要是三个来源；第一是我自己购买；第二是北大出版社赠送；第三是有一些著者在北大出版社出了书以后题签送给我。我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导师、著名美学家叶朗教授送给我一本《美在意象》，他在扉页题了三句话：“追求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爱的人生。”
二是，读书。我被国家**出版广电总局评为“书香之家”以后（原计划全国评1000家，后来评了900多家）。国家**出版广电总局又从900多家中选出10家要《光明日报》派记者采访，发表专题报道。南湖藏书楼是其中一家。《光明日报》的记者杜羽专程来南湖藏书楼采访后写了篇题为《读书的风景》（载《光明日报》2014年5月8日）的报道，南湖藏书楼不但是我和我夫人朱平珍及我们全家人读书的地方，同时也成为了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的我的许多朋友（包括一些中小学生）阅读的地方。杜羽的报道《读书的风景》中写道： “‘我藏书不是为了搞收藏，而是为了读书、为了我的学术研究。’余三定说，曾经有学者希望将自己的理工类图书捐赠南湖藏书楼，被他婉言谢绝，原因只有一个：藏书楼空间有限，只能收藏主人感兴趣、想阅读的书，而不能让书成为一种摆设。”
三是，谈书。**学者高希均提出“新读书主义”：“身心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室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这说明“谈书”也是“读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的朋友来南湖藏书楼谈书，这些来谈书的朋友让我十分感动。**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先生若干年前来就想来看南湖藏书楼，但是没有空。五年前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他从北京坐火车卧铺出发，第二天早上到岳阳。到岳阳以后的上午就到我的藏书楼谈书，下午参加别的活动，吃晚饭以后又坐火车回北京。****校原副校长**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在福建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到岳阳调研的时候，在长沙时就提前和我联系，要来看南湖藏书楼。他那天是上午到，下午在市里开座谈会，晚上他就带着秘书及****校的一位干部等一起来南湖藏书楼。**14岁考进北京大学，是有名的才子、大学者。他到我的藏书楼参观后，我们就坐下来聊天，聊了很长时间的书，这就是“谈书”。那次特别有意思，他走到我专门收藏报刊的报刊室，看到了10卷本的精装《战略与管理》，他眼睛一亮，满面笑容，一定要我拿出来给他看。我说你怎么对这个这么感兴趣，原来他早年是该刊的执行主编。然后我说你给我题个词吧。他的题词特别有意思，也很容易记：“2013年3月16日，夜访南湖藏书楼，见此合订本，分外亲切。”我觉得特别有趣、也不同有意义。
**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樑先生（现在澳门大学）两次到我的藏书楼来谈书。第一次谈书以后，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万卷藏书皆自得——参观南湖藏书楼》发表在**的《大公报》（2010年4月11日）。那个文章还配了照片，他给我题了联“万卷藏书皆自得，南湖月色不须赊”，因为李白的诗有“且就洞庭赊月色”写南湖。黄维樑在这篇散文的开头写道，我们这些读书人时间一长家里书就多了，多了以后就书房里有书，卧室里有书，客厅里有书，到处有书。像洪水泛滥遭了灾一样，“书斋”居然成了“书灾”。遭了灾就要救灾。然后，他举了不少“救灾”的办法，最后他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我一样建藏书楼。他的文笔也很好。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副教授柳春蕊博士写了一篇文章《南湖楼外的因缘》，他应该有十多次到我的藏书楼来谈书，他家是江西的，暑假寒假经常要先到岳阳再回江西。有一次，他晚上八点钟多在岳阳下车，九点多钟到我的藏书楼，我们两人谈书到十一点多，他到宾馆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了，第二天他坐早上六点钟火车去长沙。还有一次时间更短，前后只有两个小时，他就直接到我办公室谈书。今天的社会，一方面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是个功利社会，同时还是个娱乐至**的社会。我们日常生活中谈论较多的是什么？官员谈升官，老板谈发财，老板不仅谈发财还在谈迷信，有的人就谈打麻将，有的人谈炒股。我不是说不能谈这些，这些可以谈，但不能把这些变成我们（特别是知识界）的主要话题，更不能把这些变成我们的全部话题。我喜欢打篮球，有一次打篮球，我投进去一个三分球，旁边有一位朋友大喊“好牌”，引导观众哄堂大笑。我希望在座的朋友，特别是同学们见了面多谈书。
四是，开小型研讨会。南湖藏书楼建了两次，第一次是1999年建的，后来因征地**，第二次是2006年建的。正式开始启用是2010年3月21日。第一次研讨会是2010年7月13日，北京大学团委的负责人带领北大的博士、硕士举行“《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研讨会”。南湖藏书楼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是2010年10月23日至24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旭日佛学多学科学术对话’”。武汉大学这个会本来是已经定好了在武汉的一个宾馆里开，就在筹备期间，会议的召集人、著名学者麻天祥老师到岳阳来有事，到南湖藏书楼看了，他就说要把他的会议移到南湖藏书楼来开。参加会议的人主要是武汉大学哲学的全体老师，还有少量北京大学的、西北大学的、湖南大学的等等。我说你到这里来开你们太麻烦了，再加上我这个会议室不大。他说我个人意见是要到你这里来开。麻天祥老师回去后派出两位青年老师再来实地考察，那两位青年老师一走进藏书楼马上跟我说，余老师就是这个地方了。后来他们在武汉包一辆大面包车开过来，头一天下午到达岳阳，第二天一整天在南湖藏书楼开会，第三天的上午看了岳阳楼，下午就离开了。这张图片上的研讨会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在南湖藏书楼开会，研讨的题目是 “关于故宫学及其发展”，郑欣淼当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学科叫做“故宫学”，《南湖藏书楼》序言有两篇“代序”，其中一篇是我爱人朱平珍教授写的，另一篇就是郑欣淼先生写的。郑欣淼先生知道我建了南湖藏书楼（那个时候还没来过），题写了一首诗，然后写了一封信连那首诗寄给我。后来我问他把那封信作为一篇“代序”行不行，他欣然应允了。郑欣淼先生还有一点，他自己出的所有的书都题签赠送给我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读书与生活”这次座谈会，与会的嘉宾有一位先生叫邵东方，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主任，世界级的学者。他有一次到北京来开会，他不认得我，他提前要他在北京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蒋重跃先生跟我联系好，他就把他的行程做一个调整专门赶到南湖藏书楼来开了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除了邵东方以外，还有**的学者，还有蒋重跃先生，还有河北的学者。
（四）藏书的意义
藏书的意义很多，我个人把它主要概括为四点：
2014年1月21日, 我在《**日报》发表了一篇随笔，叫做《藏宝不若藏书》（《新华文摘》2014年第7期转载），我在该文中认为藏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是藏书帮助培养早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帮助学者打下坚实的学识功底。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在一篇散文中就讲到，他为什么后来做学问做得比较好，他是1954年出生的，**期间他读了不少书，他父亲是一所师范学校的老师，有很多藏书。他说，当年他就看到北京大学著名学者王瑶的一本书。他就想着王瑶这样的学者见一眼都不容易，没想到后来成为了王瑶的博士研究生，荣幸之至。陈平原的阅读习惯和学术兴趣就是那个时候渐渐培养起来的。
二是藏书能帮助学者更好地完成具体的学术研究课题。胡适多方面的学术成就，特别在早期于《水浒传》的版本研究方面很有成就。原来大家都以为《水浒传》只有70回本，后来胡适发现还有120回本等多个版本。胡适很有意思，当时他把这些版本全部收藏了，但在发表相关论文之前，连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也不给他们看。鲁迅研究阮籍、嵇康也是在收集了多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三是藏书帮助学者更好地怡情养性，享受生活的快乐，领略人生的美好，感受生命的魅力。蔡元培有一副对联：学问改变气质，读书怡人性情。我请北京大学的书法家卢永璘教授书写了挂在藏书楼，今天上午王鹏先生一行去藏书楼的时候，对那副对联特别感兴趣。这幅对联的意义和境界在于并不是把读书看得很功利。 明代诗人于谦诗《观书有感》，认为读书能得到美好的精神享受：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对书像老朋友一样。李元洛（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写了篇文章叫《上有天堂，下有书房》，李元洛老师我补充几句，他太太段老师是学数学的，是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退休的老师，学数学的老师认为数学方面的书有几本就可以了，但李元洛老师则是几十本、几百本、几千本、上万本都不够，他送了五千多本书给我。一方面送给我，一方面又去买，所以段老师就限制他不让他买，就让他没有私房钱，严格管理。余光中先生见面都跟他说，你怎么把我的元洛老弟管得这么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李老师还是不断买书。
四是藏书同时也是在为整个社会的藏书和文化传承做贡献。胡绳是著名学者，我们**的理论家，做过**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做过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他于1995年将自己的14478册藏书全部捐献给他曾经做过地下工作的襄樊图书馆。过了两年以后他到襄樊图书馆去看，襄樊图书馆把他的书专门设立“胡绳藏书室”。当时《**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文章，现在网上还找得到。说胡绳看他的书的时候，跟他的工作人员讲：“我的书放在这里发挥了它的作用，我现在的感觉好比是为我的女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婆家一样高兴。”记者接着写道：胡绳慈爱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女儿”们的身上,那个时候胡绳已经八十多岁了。
（五）有关藏书的两个小观点
观点之一，就是对藏书比较少的人、对不是为收藏而藏书的人（藏书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收藏而藏书，收藏者自己可能并不看，是为后代或为社会收藏；另一类而是为读书、为研究而藏书，像南湖藏书楼这样的），我有一个忠告：就是家有藏书赶快读，不要把书放在家里做摆设。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叫某甲，家里藏了一本书非常好、非常有收藏价值，他把书当作宝贝一样收藏，但是没有读过。后来，他的好朋友某乙借了那本书去，认认真真地读。某乙读完那本书后好久都不还给甲。某甲找某乙要，某乙就说没借某甲的书，说这本书本来就是他自己的。某甲见讨要不回来，于是就告到县太爷那里去了。县太爷审案时把他们两个人召来，他先问某甲：你说这本书是你的，你说说看这本书写的什么东西啊？某甲什么都不知道，某甲说他只是收藏而没看。县太爷接着问某乙书里的内容，某乙因为认真看过，对内容清清楚楚，熟悉得很。县太爷于是判定说：自己的东西最熟悉了，这书肯定是某乙的，就判给某乙了。某甲虽然气愤但也无可奈何。某甲和某乙两人从县衙门一出来，某乙就主动把书还给某甲了，并说：这本书是你的，书还给你，我不是要你的书，我是告诉你，自己的书你要读，你藏在家里不读有什么意义呢？原来某乙是想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去**、触动一下某甲，促使某甲读书。
观点之二，就是借书要还。很多人借书不还，我也讲这样一个小故事：也是两个好朋友，甲的书被乙借去了，甲不好意思找乙要，但在心里则是耿耿于怀。有一次甲被乙请到家里去吃饭，吃完饭后，甲到乙的书房去随便看看，在多个书架的书中，甲一眼就看到了乙借他的那一本，他先是眼睛就盯着它看，然后从书架上抽下来反复翻看，爱不释手。那个乙也大方，他说：这本书你这么喜欢那就送给你去吧！此时的乙根本不记得这本书是自己从甲那里借来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乙借书不还并不是故意不还，而是不记得了。借了钱为什么晓得还，人们认为钱很重要。而借书往往不记得，可能是受了“孔乙己”的影响吧。所以我特别提出这一点。其实书某种意义上比钱还要重要。我有一位中文系的同事兼好友，借了我的书好多年不还，我记忆力也算可以，尤其在书方面的记忆力更好一点。时间长了我找他要，他说还给我了。我问他什么时候还的，他说不记得什么时候还的，他家里没有了就说明是还给我了。又过了四五年，他打电话告诉我那本书并没有还给你，原来他最近搬家的时候把书搬到新居去重新上架时才发现的。所以我提醒大家借了书一定要还。
二、关于读书
这一部分我讲简单一点。我在这里讲两个小观点，第一是快乐读书观，第二是关于读书方法的建议。
（一）快乐读书观
“快乐读书观”，这个词是我创造的。前面提到的**学者高希均先生提出了“新读书主义”，我所说的这个“观”是指观点、看法，高希均先生提出了“主义”，“主义”就是有系统的观点，组建了“体系”才能叫“主义”。“观”（“观点”）则不一定成系统（体系）。
我们来分析一下。读书快乐，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如果没有快乐的话，谁会去读书啊？只是这里的“快乐”分为两种，一种我把它概括为“目的的快乐”。什么叫“目的的快乐”呢？我认为**的传统读书观，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目的的快乐”，在**的传统读书观中，读书的过程（注意“过程”这个词）一般是没有快乐的，而只有苦读，通过苦读的“过程”，去达到获取功名的“目的”，因为有获取功名的“目的”在前面吸引着，哪怕再苦再累也不在乎，这就是“目的的快乐”。我们把读书分成两个紧密联系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读书的“过程”；第二个部分是读了书以后收获到的东西、所达到的“目的”。有例子为证，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就是头悬梁、锥刺股。头悬梁、锥刺股，这让我想起来都觉得可怕，这有点像国民**关押共产**人的渣滓洞、白公馆，渣滓洞、白公馆是国民**的特务迫害共产**人，而我们读书这个头悬梁、锥刺股呢，我用一个不好听的词来概括可以叫做“自虐”，就是自己**自己。我想读书读到这个程度，还有意义么，还能够读得进去么？！我反对头悬梁、锥刺股，因为没有这个必要，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根本不需要头悬梁、锥刺股。**传统读书观关于读书的“目的”则是用下面三句话来概括：“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联系起来看便是：“过程”苦不堪言，“目的”快乐无比。这就是“目的的快乐”。
第二种快乐我把它概括为“过程的快乐”。什么叫“过程的快乐”？就是在读书过程中，被书本深深的吸引，甚至为书中的内容所陶醉，被书本所提供的知识、真理和境界所折服，从而感受到无限的快乐，进而感受到生活的充实、人生的美好、生命的魅力。读书这么快乐、这么美好的事情需要头悬梁锥刺股么？我就觉得头悬梁、锥刺股的人是“作秀”。为了进一步说明读书“过程的快乐”。我们来看样一幅漫画：一个人正在读书，由于全神贯注被书本吸引，他在洗脚的时候自己的一双脚放在地上，椅子脚放在盆子里洗，可是他自己居然没有感觉到，这就是真正的读书人，这就是读书“过程”的快乐。还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小孩一边放羊一边看书，因为书太好看了，小羊也被吸引过来看书，草都不吃了。漫画当然是夸张的艺术形式。我还看到过一幅连环漫画，就是一家三口，年轻的父亲、母亲和一个小孩，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叫小孩子吃饭，小孩子在院子里面用两个肘关节撑在地上看一本书，硬是喊不回来；后来母亲就有点生气了要孩子的父亲一定把小孩喊回来，结果儿子在父亲的催促之下离开了书本进到房里吃饭；可是父亲又不回来了， 原来父亲又撑着两个肘关节在那里看书。这就是书本的魅力，这就是读书“过程”的快乐。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陈平原教授讲，学者一旦真能沟通学于道，自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乐趣，这时候读书不算什么苦差事，根本用不着“黄金屋”、“颜如玉”来当药引。药引是什么啊？药引具体说就是指：小孩子一般不喜欢吃中药，很苦，怎么办呢？父母就为了哄小孩子吃药，就把一个在平常小孩最想要、但轻易不给的东西，比如说糖果或者玩具拿出来给他看。父母会对小孩说只要你把药吃掉药我们就把这个糖或玩具给你。传统的读书观就是这样，读书的“过程”就像吃苦药，读了书以后升官发财就相当于吃药后得到了那个糖果或那个玩具一样。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目的的快乐，我们认为“读书过程的快乐”与“读书目的的快乐”并不矛盾，是相统一的，一个人如果喜欢读书，能享受读书过程的快乐，这样他就自然能把书读好；那么再下一步呢，书读好了，水平提高了，学问增长了，事业自然会更加成功，这样就既能更好的为家庭创造财富，也能更好的为社会做贡献。这个时候读书“过程的快乐”与“目的的快乐”就获得了有机统一。我个人的看法是，读书的“过程的快乐”与“目的的快乐”两者能统一当然好。如果二者不能统一，我更看重过程的快乐，就是超越功利的读书，就是蔡元培讲的“学问改变气质，读书怡人性情”。我今天演讲的题目“书香怡人”是王鹏先生出的，和蔡元培的观点是完全相通的。
（二）读书的方法
要讲读书的方法可以讲很多，我选择几个有针对性的问题讲，我讲三点，也是大家平常不太注意的三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还有其他的人士，一定要自觉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这句话我是受到了朱永新先生一篇文章《改变——从阅读开始》（发表在《**日报》2012年1月6日）的启发提出来的。有人问我什么是“真正的读书人”，我说大学生包括大学老师都不一定是真正的读书人。我对“读书人”做了个界定，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是要喜欢读书，就是享受读书的快乐；第二是要自觉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第三是要能动笔。为什么说一个大学生或老师不一定是读书人呢？这好像有矛盾了，我们大学生天天读书，我们大学的老师天天教书，你还说我们不是读书人，这不是太不可理喻了么？但是我们看下朱永新先生这一句话我们就理解了，朱永新先生这篇文章的第三小个标题是“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你说学校难道还没有阅读吗，没有阅读还叫学校么？朱永新在下文解释说，他所说的“阅读”是指什么呢，是指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他说，如果一个人、一个学校的学生、老师一天到晚只看自己的专业书，那这个学校就是没有阅读的学校。我由此推而广之，如果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一天到晚只看专业书，那你也不是个真正的读书人。数学家华罗庚阅读了金庸的全部**，后来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读金庸的**，华罗庚对金庸的**做了一个评价，他说金庸的**是“成年人的童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前不久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剑鸣，他到我的藏书楼来开过研讨会，也到我的藏书楼来谈过书，他是**美国史学会的会长，研究美国历史的著名专家，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特别可贵的是，李剑鸣作为历史学家看了很多文学书籍。我们在一起谈书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作为一个专门教文学课、专门研究文学的老师，有些文学作品他读了我没读，他总是娓娓道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聊天（谈书，且主要是谈文学书）的时候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他在谈，因为他看的文学书比我还多，他的欣赏水平比我要高。他还会写**，已经写了两部长篇**，但是他暂时不出版，他说还要修改；他还会写诗，他给我送了一副题词，是他写洞庭湖（包括南湖）的诗中间的两句，这两句我觉得特别好：“湖山镇日随波隐，忧乐何时逐浪休？”《岳阳楼记》的境界就是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讲“忧”与“乐”。我觉得李剑鸣他这两句诗的境界超越了《岳阳楼记》的“先忧后乐”观念。我简单分析下李剑鸣这两句话，“湖山”是我们洞庭湖和南湖旁边的山，“镇日随波隐”即随着湖水波浪的起伏，波浪一起来，山看不到了， 甚至湖都看不到了，隐藏了；由此李剑鸣想到，“忧乐何时逐浪休”，“忧乐”（主要是指“忧”），“休”就是停止，他想到什么时候、到某一天我们没有“忧愁”了呢？在座的各位想想，那是一种什么境界啊！没有忧了，没有忧愁了，这应该是人的最高境界啊！这个境界比范仲淹的境界更高，当然也更加难于达到。
第二点要选好书读，要少读或不读畅销书。我先从否定的角度谈，先说什么是不好的书。《读书》杂志原主编沈昌文先生，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发言的题目打印给我们的是 “书读的越多越…….”,后面是省略号；到他讲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省略号说出来了即“蠢”，他的题目就是“书读的越多越蠢”。这句话是谁提出来的呢，最早是**提出来的，**他是针对那些读**书、**读书、读书**的人提的，就是提倡要深入社会实践，如果不深入社会实践，那你书读的越多越蠢。沈昌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不加选择地读，跟着书商的广告读，就会书读得越多越蠢。我们看这篇文章的标题《误读书比不读书更可怕》；又有一个人写的文章题目叫《焚书取暖,你想先烧哪本？》，“焚书取暖”是美国一部电影大片中的故事，就是到了冰天雪地的时候没办法了，逃跑的人都冻**在路上，留在图书馆的人烧书取暖活下来了。如果真到了这种情况下，你先烧哪一本书啊，先烧哪些书啊？这篇文章的是先烧畅销书，包括励志书、公关书之类。这个观点跟我很一致。还有人列出“焚书指南”，它就一种一种列出来，认为哪些书要赶快烧掉。我们再看《文摘报》转载的《文汇报》发表的文章《多少“应景书”,过把瘾就**》，他们的观点就是文章的题目，和我的看法很一致。
为什么要少读或不读畅销书呢？我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畅销书在我们**环境下，绝大部分（我不说全部），借用宋丹丹的话是“相当”多的部分是炒作起来的，绝大部分华而不实，绝大部分是垃圾。我曾经分析过三本畅销书，一本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出版的书，叫《ＸＸ的革命》，是外国人写的，翻译出来，广告铺天盖地，“学习”可以“革命”，你看我们**一“革命”，全国**翻身了；那“学习”一“革命”呢，就会所有的人都聪明了。那本书在我们国家销了数百万册。我是在青岛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主办方把它做礼品发放（因为我提倡不读或少读畅销书，所以畅销书我绝对不会买），人家不要钱送一本给我还是要。我在从青岛飞长沙的飞机上看了这本书，看它写些什么名堂。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其中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一个星期包你学会一门外语”，我的外语不好，我们学校李明**的英语非常好，他是不要翻译的；我们学校卢先明副校长英语更好，他是学英语专业的；我们学校邱绍雄副校长自学日语，比他们只差一点点了。我的外语不行，我想我要把这个部分看完以后看一个星期能不能把外语赶上来，结果根本不可能，我估计在座的人都学不到，为什么学不到呢？书中是用很多的“假如”来展开论述的，即“假如”你怎么怎么样就可以一个星期包你学会一门外语；但它“假如”的条件，借用赵本山的话是“地球人”都不具备的。所以后来我在一个会议上发言说，其实我们只要一个“假如”就可以了，即“假如我们的大脑是电脑”就可以了，那就还不要一个星期，应该一下子就可以学会一门外语了。还有两本畅销书，一本是**的林博士《无毒一身轻》，这个林博士后来到**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不是医生他给人治病把人治**了，那本书在我们大陆销了很多，直到“林博士”（后来知道他是假冒博士）在**坐牢**才被戳穿。还有一本畅销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作者张悟本也是个骗子，张悟本的那个团队，他们计划要销到一千万册，到了五百万册的时候，这个**被发现了，张悟本也是个骗子，只是他还没有治病把人治**，没有坐牢。
第二，畅销书并不一定是读者最多的，销量多并不意味着读者多。不少人把畅销书买回去以后自己不看，只是摆放着家里；还有的是做礼品送给人家，接受的人也不看，只是放在家里摆看。那本《ＸＸ的革命》极少有人把它读完；而且那个时候那本书是什么人买的呢？ 可怜天下父母心，大都是家长买的，买了要自己的小孩看，父母认为自己在“学习”上已经不需要“革命”了，要自己的小孩“革命”，要小孩好好读，那些小孩也没有好好的读。相反，有一些书可能并不畅销，但是是读者自己买的，读者买回去是为了阅读，可能比畅销书读者的数量还多些。
第三，我是针对我们大学生说的，当然我们在座的肯定至少都是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了，在座的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社会上来的嘉宾（我们的读书爱好者），都是层次很高的人，有一部分畅销书是普及型读物，虽然不错，但它主要是给初级文化的读者阅读的，它适合一般的读者看，但不一定适合我们这种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要提倡大家少读或者不读畅销书。
上面，我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谈什么书要少读或不读；那么，从肯定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读什么书呢？我的回答就是这句话：“真正的读书就是读经典。”就是希望我们要读经典。经典，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思想经典（哲学经典）、国学经典、文学经典，史学经典等等。什么是经典？这个大家从感觉上好像都知道，比如说像《论语》、《老子》、《庄子》等是哲学经典，肯定都晓得；《红楼梦》等是文学经典，《史记》是史学经典，《三字经》是国学经典，大家都明白。但是，到底什么是“经典”呢？如果我们要给它做一个解释（界定），怎么解释（界定）呢？最近我听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前主任牛大勇教授的解释。今年8月22日在我们南湖藏书楼的座谈会上，牛大勇教授对经典作了三个方面的概括：第一，他说要有开创性，就是说别人讲了你再讲，那成不了经典，比如说你学习**著作，你学得再好，你写文章，成不了经典吧。**著作是经典啊，庄子的书是经典，你要解读庄子成不了经典吧，那要有开创性。第二，他说如果说开创性不明显的话，你有全面、系统性也可能成为经典，然后他举出例子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把别人的书编辑在一起了，现在讲《四库全书》也是经典。第三，要流传久远，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上面是牛大勇教授对于经典的一个界定，我个人比较赞同。
第三点关于读书的建议是要多动笔，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理论联系实际，第一是要联系社会实际，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要思考现实问题；第三是要参与实践，要践行从书本上学到的观念，自己要在行动中践行。
结束语
在即将结束今天这个讲座的时候，我有两副联送给大家，和大家共勉，第一副联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姚文田的联：“世上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还有一副是敝人的书房联，请大家指教：“快乐读书拥书生本色，实在做人持人间常情。”
由于篇幅限制，提问部分有所删节，详见左下角“阅读原文”。
拓展知识：
湖南理工学院是几本
湖南理工学院不是一本，是二本。
湖南理工学院是二本学校，不是一本学校。学校坐落在湖南省岳阳市，是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硕士学位授权单位，是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
湖南理工学院的师资力量：
教职员工1500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440余人，硕士生导师400余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省科技领军人才、省“杰青”、省级教学名师、“湖湘青年英才”等高层次人才150余人，长聘高水平外籍教师13人，柔性引进院士、国家“杰青”等特聘教授数十人。
以上内容参考 学校官网-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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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理工学院是几本
是一本，19年就升为一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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